1898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99年。雖然《專條》明言中國官員仍可在九龍寨城各司其事，但是英方卻自行遣兵入城並封閉九龍關。自此，九龍寨城無清官駐守，這對樂善堂的打擊甚大，不僅堂址被列入新界地區，受香港政府管轄；還因民心浮動，人事複雜，籌錢維持堂務困難，所有善舉都被迫暫時中斷。

樂善堂停辦原因，和樂善堂創立的原因基本是一致的，即失去了寨城官員的支持和九龍關的撤走。樂善堂籌辦初年，有賴寨城官員如彭玉等人大力支持，寨城凋零，頓時失卻地區官紳合作的基礎。

更可惜的是，樂善堂主要收入來自龍津碼頭，據《續築龍津木橋記》所記，「樂善堂施濟所需……蓋藉斯地之財，即以濟斯地之用，實一舉而兩善具焉」，由此可見九龍樂善堂和龍津碼頭的共生關係。當然，我們已無法得知碼頭如何收租，或樂善堂如何分配租款作慈善用途，但整體而言，由於碼頭的開設，原來從事商品交易的九龍街更見繁華。龍津碼頭為樂善堂提供長期收益，但自英兵於1898年登陸，九龍關撤走，樂善堂遂失去主要的經濟支柱。

踏入二十世紀，城市的建設，加速了九龍區內商業活動的發展。1904年，樂善堂重開，但原來四約二十三村等沙田、荃灣、蠔涌團體代表已不見於名單之中，只餘下九龍城的附屬村落，如像福佬村、西頭村、下沙埔村的村代表。 樂善堂的經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九龍城商戶同仁的捐助，樂善堂的值理中，亦多屬此類經營商舖的街坊。例如「福昌押區朝鵬、三全雜貨店莫騰、同孚布店凌煜彰、福生堂藥店劉來福」等，均為有名望的街坊代表。

這一時期的樂善堂，服務內容也更多元，從贈醫扶貧，走到教育事業。1929年，樂善堂鑑於九龍城失學兒童甚多，遂決定先在樂善堂堂背側房舍興辦一所女義學。1930年，再增辦一所男義學，於是九龍城貧困的男女學童終有受教的機會。樂善堂自設立教學工作，在籌措經費方面頗感困難，政府只津貼每年港幣200元，樂善堂捉襟見肘可以想見，幸好主事者不放棄教育事業，方能堅持到今。1935年至1939年，樂善堂擴充招收學生名額，在堂內餘地增建課室兩間，校務轉趨蓬勃。

1935年，該堂為使社會人士對其加深認識，遂進行革新，並編印特刊，將其沿革及堂務概況公諸社會，以作宣傳。1939年，特刊首次出版，頗收宣傳之效。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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