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房偉最新中短篇小說集《小陶然》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作品聚焦現實生活中的情感，描畫不同人物的人生軌跡，敏銳地體察現實人生的百般滋味。房偉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陶然」是一種生活與生命的態度。「面對劇烈社會轉型，中國人的情感狀態受到了巨大衝擊。我想寫出普通的中國人情感狀態及他們的危機應對。這裏有悲觀失望，也有熱情和勇氣。」房偉希望從中找到一種精神力量和希望之光，那就是「坦然面對，勇敢前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房偉是文學博士，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着「學者」背景。他曾於《收穫》、《十月》《當代》、《花城》、《天涯》等刊發表小說數十篇，也數十次被《新華文摘》、《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等刊轉載，小說曾多次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他著有學術著作《王小波傳》等，也著有長篇小說《英雄時代》、《血色莫扎特》，小說集《獵舌師》等，曾獲得茅盾文學新人獎、汪曾祺文學獎、百花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等。

既「寫自我」又「寫他者」

《小陶然》共收錄了8篇小說：《九三年》、《果奠》、《一個人的歸途》、《月光下的黃羊》、《愛情買賣》、《小陶然》、《老陶然》、《南方》。其中短篇小說《小陶然》獲得了剛剛揭曉的第七屆汪曾祺文學獎。

8篇小說講述了不同年齡層次的當代中國人的情感生活體驗，涉及到各種「戀」——黃昏戀、網戀、初戀等等。房偉告訴記者，《九三年》寫70後一代人的初戀，因為有相關記憶，寫起來較順暢。《一個人的歸途》寫疫情期間朦朦朧朧的愛情，疫情是實打實發生在身邊的事情，這個故事的寫作也感到熟悉。《果奠》來自他前幾年的採訪，當時被消防員們的生活震撼到了，有很強的代入感。較有難度的是短篇小說《愛情買賣》，它是有關網戀題材的作品。「如何在紙媒小說表現網絡的情感狀態，這是難點之一。小說的情節比較匪夷所思，而網絡題材的小說，想像力發力點在於，如何寫好現實與虛擬網絡之間的複雜狀態。」

這些題材都非常「新鮮」與「現實」。對房偉來說，一個作家不僅要寫記憶中的故事，寫好自己經驗之內的故事，還要能寫好經驗之外的故事。這要求作家擴大生活面，廣泛介入生活，這考驗的是一個作家的「現實」感受力。「如果作家不接觸抖音、小紅書這類短視頻，很難了解網絡社會在當下的狀態。」

房偉很注重鍛煉「感同身受」的現實主義寫作能力。有的作家更注重「寫自我」，不太重視甚至忽視「寫別人」，在房偉看來，這是有問題的。最好的狀態應該是將「寫自我」與「寫他者」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有比較廣闊的現實度和針對性。

不斷拓展寫作容量

房偉曾經表示，他喜歡無拘無束地寫作，有了思考和感悟，就想着將之轉化為文字。然而這種「無拘無束地寫作」也是在他獲得教授職稱之後才開始的。

房偉出生在山東，讀書也在山東，是地地道道的「山東土著」，直到因工作調動來到蘇州，沒有了職稱壓力，才開始「宣洩」自己的寫作慾望。房偉自稱是「北人南渡」，「江蘇豐沛的文氣和較好的文學扶持，激活了我的創作靈感，那時我也解決了職稱，有相對寬鬆的心態面對創作相關的問題。」

他2016年開始寫小說時最先寫的是歷史題材小說，「因為自己做研究的緣故，接觸了很多史料，相對而言比較好上手，但其實難度很大，不僅要大量看史料，也要進行很多麻煩的規避，還要用精巧的故事進行闡釋。」

當他寫完了「戰爭系列」的二十個短篇小說，有朋友關心他說，還要繼續寫這方面的小說嗎？房偉說自己明白朋友的想法，「他是怕我陷在戰爭題材之中，把路子走得窄了。」於是他寫《小陶然》這一組有關現實的小說，「一方面是擔心總寫歷史題材，自己的視野有局限。」特別是頂着「學院派作家」的帽子，路子容易越走越窄；另一方面，也是有意識鍛煉文筆，讓寫作題材、寫作手法、藝術思維，變得更豐富，更有容量。「我想，這二者之間，不存在優劣問題，而是互相結合，互相參照。」

不止這些，房偉計劃出版的還有一組「高校知識分子」系列小說，「主要寫當下高校教師與學生們的關係。」另外還計劃寫作「20世紀九十年代」背景的兩部長篇小說， 也是他2020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血色莫扎特》的「姊妹篇」，繼續記述70後一代人的生命體驗和人生感受。

而他也並沒有放棄與自己研究領域相關的寫作，「作家之死」系列小說正在計劃出版中。他選取了包括魯迅、郁達夫、張愛玲、王小波、張資平等9位現當代作家的故事，「有的作家，我着重關注他的死亡事件，比如，郁達夫命喪蘇門答臘事件。而有的作家，我會將『作家死亡』當作切入點來看待，寫出更有想像力的小說。」

超越「學者小說」的局限

房偉平時生活較忙碌，「讀書、教書、寫作，也經常出去田野考察。目前，我就在太湖島嶼進行文化考察，出來快一個月了。」「持之以恒地認真努力，也許是一個基本要求吧。現在吸引人分心的東西太多，時間一旦被零碎化了，被娛樂佔領了，就很難集中力量去幹點事。」

為了保證效率，不論是作為學者還是作家，房偉都會做計劃書。「我在讀研之前，曾在國企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那時工作壓力大，但還想讀書和寫東西，因此就努力讓自己養成有計劃的習慣。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現在，讓我終生受益。」「雖然計劃趕不上變化，但一個月開始總要有些規劃，結束時再進行評估。這樣才能對自己有一個比較高效的把握。」

現在資訊發達，「值得讀的書越來越多，我們的時間卻越來越少，」而「讀書」是做學問和寫作的基礎。房偉作為學者「闖入」作家圈，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平衡這兩者關係。在房偉看來，這牽扯到「思維轉換」和「現實體驗」問題。高校出來的學者作家，容易帶有「學者腔」，這其實是一種「理性的虛妄」。文學創作，首先是感性體驗與表達，理性的思考，要服膺於文學審美。他以錢鍾書為例，認為錢鍾書雖然寫了《圍城》，但很反對「學人詩」，也反對「學者小說」提法。但是，另一方面，「學者小說」也的確形成了類型特徵，特別是寫知識分子生活圈子、知識分子情感體驗、知識分子感興趣的哲學問題等。因此，「學者小說」有它的特殊存在價值。對於房偉來說，真正的好作家，應該超越這個範疇局限，寫出普遍人性和普遍生存意義上的小說。「比如，庫切、哈金、馬家輝和大江健三郎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都在高校任教，但我們很難將他們的作品，用『學者小說』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