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我昨晚幾乎是在一種夾雜着悲傷的快樂當中度過的。忽然就慨嘆生命易逝，生活似乎該當及時行樂。也就是說，當我決定及時行樂的時候，我首先承認了自然的不可逆轉。然後，我的感知一下子變得重要起來。

其實，這種情緒倒不是無來由的。它來自我昨晚看了一部法國紀錄片《臉龐，村莊》。在這部片子裏有兩位藝術家，他們會開着小貨車跑遍法國，也沒什麼特別具體的計劃，就是碰到有意思的人，把對方拍下來。比如，碼頭工人的妻子、廢棄礦區的老婦人、小鎮女招待等等。拍完以後，再放大這些照片，把它們張貼在那些沿途的廠區或小鎮。

因為並沒有事先規劃要拍誰，於是，這部紀錄片就瀰漫着一種隨遇而安的恬淡感。劇情幾乎一直在重複。重複地拍照、重複地張貼，只是人不同。所以，到了最後，你會發現人才最重要。那些境遇當中的人，因為有了不可逆轉的命運，他們就變得獨一無二。

不過，這部紀錄片最妙的地方還不在這兒，而在結尾。前面說過，導演在拍的時候一直都漫不經心。可是她對於結尾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規劃。她想要在最後去見多年沒見的好友戈達爾。老友重逢，該是多好的一件事。可是，偏偏這個唯一篤定的計劃出了岔子。戈達爾沒出現！當兩位藝術家大老遠到了戈達爾隱居的瑞士小鎮之後，主人刻意避開了。

可就是這個缺憾成了片子最好的部分。因為這個意外來得實在令人猝不及防，於是我們只好把它歸為命運。這種命運的無常，令紀錄片裏的「行」成了如此迷人的一件事，因為你再也想不到你將遇到什麼。這與紀錄片簡直不謀而合。

然後，我就開始回望整件事。我發現我看紀錄片這整件事都很神奇。我之所以會在昨晚看一部紀錄片，是因為我最近要錄一個「電影浪潮與紀錄片」為主題的系列短片。不過其實這並不是最開始。還有一個更早的開始，是我打算做一個沃納·赫爾佐格與維姆·文德斯的小短片。我的同事李蓉教授那天邀請我加入她的一個關於紀錄片專題的計劃，我隨口就報了這兩個名字。事出倉促，我當時腦中只有這兩個人。然後我開始查資料，才發現他們兩個的名字居然挨在一起，都屬於「德國新電影運動」。這一下子就讓我很興奮。就好像面前忽然出現了一個金礦，後面還有很多金子。我就在未暴富卻即將暴富的邊緣憧憬着。

然後，就有了昨晚的惆悵。我當時在刻意培養一種紀錄片的氛圍。再然後，時間來到今天早上。我遇到另一位同事張雅娟副教授。跟她聊起來，才知道她去年就看過此片，還和我大談片子的導演Agnes Varda。這女導演簡直榮譽等身，除了大大小小的各種電影獎，還獲得過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但這些都不算什麼，她還是新浪潮運動的先鋒。難怪她會在紀錄片當中談卡蒂埃-布列松，結尾的時候想去拜訪戈達爾。這一切一下子就環環相扣了。

然後我就在想，這片子是我的同事李至穎給我的，沒有李蓉，我就不會想要去做一個關於紀錄片的專題。沒有張雅娟，我也不會想到從一兩個導演拓展到不同的電影浪潮。這一切，參與了好多人，經歷了好多意外。結果卻最好。就好像《臉龐，村莊》的那個結尾，那樣的不可預期，卻昇華了作為隨遇而安的主題，一切都在此處合上了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