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毫無疑問，去年財政預算案推出消費券，反應和效果，都比預期更理想。

一來，此舉確實帶旺了零售及飲食市道。2021年後半，本港零售銷售總額超逾常年七成。由於旅客消費一直佔本地市場三成上下，因此，在消費券助力下，本港市民消費能力與意欲，已可謂全面復甦。

二來，提振了民眾信心、改善了市場氣氛，展示了特區政府堅決抗疫之餘，亦未有輕忽保經濟、保就業、保民生的「三保」重責。

三來，亦透過消費券電子化，讓更多市民接觸、了解、使用各式電子消費工具與平台，為與內地通關之後本港消費市場進一步電子化夯實基礎。

然而，抗疫措施要因地制宜，提振措施亦必須因時制宜。最終，兩類措施因人制宜，才能善用寶貴的公帑，急市民所急之餘，亦有利於公共財政的穩健、平衡。就此而言，筆者對於2022-23財政年度，再次派發電子消費券，多有保留。

原因之一，香港作為小型、高度開放的城市經濟體，實行聯繫匯率，本港貨幣發行政策，尤其是發行量，自主性並不高。隨着美方持續實行極低息政策，美國去年12月通脹率已攀升至7%高位，有可能透過外匯及貿易體系，轉化為本港的「輸入性通脹」。疫情下，經濟活動減弱，本就大幅削減基層市民工作機會，對於手停口停的家庭而言，若要同時面對輸入性通脹，自必百上加斤、苦不堪言。由於派發電子消費券政策目的在於提振短期消費，完全不具儲蓄性質，因此，相關舉措會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之餘，恐怕亦難以在救助基層上對症下藥。

愚以為，前年僱主與政府一比一配對的「保就業計劃」，與去年的電子消費券，都屬於下重藥的大水漫灌。在疫情爆發之初，可謂既果斷，力度亦夠。如今，兩年多過去了，政策思路可轉為「精準抗疫」，此刻，香港上下對於最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崗位、收入階層，已有全面得多、準確得多的理解與掌握。對於未來一年都難以全面復業者，如旅遊業、跨境客運等，可提供更大規模的企業借貸、擔保資助。對於從業人員，政府可以領頭推動「以工代賑」。至於多次被禁營業的十五類處所，政府在過去數輪提供的資助，實亦杯水車薪。如政府毋須承擔「保就業」或「消費券」2.0，便可大幅增加對上述行業的資助，告別聊備一格的平均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