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的發展歷史和類型上說，中國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在語法形態結構上屬於孤立語，而歐洲大多數語言屬於印歐語系，是屈折語。怎麼可以把適用於印歐語系屈折語的研究方法強行套用在漢藏語系的孤立語上？」《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作者、四川師範大學教授李恕豪近日接受專訪時表示，善於吸取外來文化優點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特點之一，當前中國語言學者應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納入「歐美模式」。

中西語言語法類型完全不同

李恕豪表示，世界上不同語言都有各自鮮明的民族特徵，都有自己的結構，且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也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應有所不同。「中西語言不僅語法類型完全不同，在語音、詞彙、語義上也有很大差別，因此其研究方法也應當有所不同。 」

但他也強調，每種語言都有其個性，也有一定共性。例如，任何語言都是人類用來交際和思維的、聲音和意義結合的符號系統，任何語言都包括語音、詞彙、語法、語義等方面。這種共性決定了不同語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鑒。

事實上，善於吸取外來優點正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特點。「當前中國語言學者應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納入『歐美模式』。」

中國古代語言研究成果欠宣傳

李恕豪憶述自己1978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學位時，所見到的幾種西方人寫的語言學史中，均以希臘、羅馬作為語言研究的源頭。對於東方古代的語言研究，一般會提到印度，有時也提到阿拉伯，但基本上沒有中國。 「中國古代語言研究成果輝煌，即使放到世界語言學史上也毫不遜色。我的導師濮之珍先生常說，外國各類語言學史著作對中國古代語言的研究很少提及，原因不在西方，而是我們自己的研究、評介和宣傳不夠。 」

他續說：「中國傳統語言學最早叫『小學』，古代兒童進入小學首先學習文字，《說文解字》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中國兩漢時期產生訓詁學和文字學，出現了《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一批語言文字方面的專著，標誌着傳統語言學的正式建立。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中國音韻學建立和發展時期，語言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在音韻，發明了反切的註音方法，發現了漢語中的四聲。宋明時期不但有一批韻書問世，分析漢語發音原理和發音方法的等韻學也蓬勃發展，代表近代漢語語音的北音韻書，以及古文字學和古音學出現在這一時期。而清代到五四運動前，則是中國傳統語言學最輝煌的時期，古音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得到了全面發展。 」

他稱，中國歷史悠久，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很多新事物、新觀點、新概念，以及新詞語，尤其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時候，新詞語更會大量湧現。經過幾千年的沉澱，古人使用的許多詞語，今天已不再使用。在語音方面，不少漢字的讀音與古時已全然不同。四川的揚雄、李白、蘇軾如果來到今天，也聽不懂現在的四川方言。有人說用粵方言朗讀古詩詞會更有意境，這是因為粵方言比其他方言保留了更多古音，但今天的粵方言並非古代漢語的翻版。

中國語言學史曾受兩次外來影響

據李恕豪介紹，中國語言學史上受到兩次大規模的外來影響。第一次是隨佛教傳入而受到印度語言學影響，主要體現在音韻學方面，但印度語法研究卻沒有對中國語言學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印度古代的梵語屬於印歐語系，從語法結構來講，也屬於屈折語。

「第二次大規模的外來影響來自歐洲，五四運動將之分為兩個階段。明朝末年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西方科學技術之外，還有西方文字拼音，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讀音，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著有《西字奇跡》，法國人金尼閣著有《西儒耳目資》。方以智的《通雅·切韻聲原》、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劉獻廷的《新韻譜》都受到他們的影響。清末外交官馬建忠依據西方拉丁語法，創作了中國第一本語法學著作《馬氏文通》。中國傳統語言學中成就最大的清代乾嘉學派，在方法上也間接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 」 ●文、圖：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