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復生

在攝製電視特輯《世說論語》訪問鄧昭褀教授（前珠海學院副校長）的時候，大家談到《論語》的「為政」篇，鄧教授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在這裏說了兩種不同的治國方針。第一種是用政令刑罰來管理人民。人民雖然不犯法，但他們怕被罰，未必覺得犯法被罰是羞恥的。

第二種治國方法，就是用道德禮制去教化人民，使人民循規蹈矩，走上正途。而且人民內心有道德修養，便不會隨便做錯事，因為他做錯事、犯法的話會覺得羞恥。用這種方法治國較好，道德是發自內心的約束力量，而法令，只不過是外加於人，是一些強迫的手段。

很多時候，法令愈多，犯法的人愈多。為何這樣說呢？我們可以看看，《老子·五十七章》便有說——「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就解釋了這個問題。但有時候，「治亂世，用重典」，也是管治者因應社會的危急狀況而需要定出的政策。

其實，孔子在《論語·為政》篇，最重要說的是「德治，以道德、禮教去管治人民。」例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如果管治者用道德理念去治理國家，他便猶如北極星一樣，安居其位，老百姓猶如眾星般圍繞着他、服從他的領導。所以德政較刑政好。

但德政可能要經過漫長的歲月才可施行，因為人民需要潛移默化才能培養道德修為，所以我們要從教育着手，而且要自幼開始、一代一代地栽培。

無論「德」政、「刑」政，有時候需要因應時勢作出平衡。正如鄧教授總結：「我們要以德政為主，刑政為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