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陷「烏台詩獄」，險些喪命。及後被貶至黃州，生活艱苦，使其人生觀有所變化。蘇軾一生信奉儒家「致君堯舜」、建功立業的入世精神，但在其日後顛沛流離的貶謫生涯中，逐漸體味人生的苦難，不得不以佛道思想洗滌心中的抑鬱。早年「吾之於僧，慢侮不信」的態度有所改變。

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他與友人夜遊黃州赤壁，寫下《前赤壁賦》。此賦佛道思想濃厚，歷代評論者都有指出。例如首段「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與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的境界相同；又第四段的變與不變之論，近乎對莊子《齊物論》的發揮；而吳子良引《莊子內篇·德充符》言﹕「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則連句子結構也相似。此賦其餘文句，例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等，都是道家味濃。本文則擬討論此賦中的佛家思想。

從結構鋪排來說，《前赤壁賦》充滿佛教禪宗的理趣。此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與友人遊赤壁之樂；第二部分則是樂極而生悲：由洞簫之幽怨引發對人生短暫的感慨；最後部分則以水、月變與不變的觀念破解悲傷，轉悲為喜。此三變又如禪宗參禪之三個階段：「初關」、「重關」與「牢關」，即所謂「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到「見山還是山」。鄧瑩輝總結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思維過程。

緣起緣滅 不必執着

月夜遊長江之樂是表面之樂、膚淺之樂與凡人之樂。此樂是生理直接的感受，所有人皆有，是未悟道之前的低層次感受。由這一種表面之樂而引發思考人生的無常，一切的樂皆不能把握，結果悲從中來。這是對人生的反思，由表面進入深刻的反省，是對前者的否定。但肯定與否定對立，仍然執着於概念的設定，終未能悟「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一切皆空」的境界。其實一切的樂與悲、肯定與否定、變與不變等互相對立的概念皆不存在，所謂「緣起緣滅」。因此，最終也不必執着於這一切，而到了「當下即是」的境界。此賦即是由「飲酒樂甚」到「託遺響於悲風」再到「客喜而笑」的結構組成。王水照評：「從遊賞之樂，到人生不永之悲，到曠達解脫之樂，正是蘇軾在厄運中努力堅持人生理想和生活信心的艱苦思想鬥爭的縮影。」

此賦由悲再轉喜的關鍵在於變與不變的論斷：「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南宋周密指出，此處有《楞嚴經》之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性未嘗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人由童年至老年，黑髮變白髮；面滑變面皺，但童年時的恒河與老年時的恒河仍是恒河。人老而面皺是「變」，是因緣的「生滅」，但無所謂「生滅」便是「不變」。此處或再引東晉高僧僧肇的《物不遷論》以作討論。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三云：「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

佛教認為世間萬事萬物皆為因緣幻化而成，一切皆是空。「空」不是「無」，而是萬物沒有自性。人們看到的「變」其實是「因緣幻化」，有時間先後的觀念，人便以為事物先後的不同便是「變」。但《物不遷論》認為：「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復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即是昔是昔，今是今，今昔沒有關連，因此沒有所謂「變」，所以「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

因此，從因緣幻化的角度看，萬物皆在變，水之逝；月之盈虛皆是變。但其實，昔之永在昔，今之永在今，萬物皆為不變。水與月與人皆一樣，那便不需羡慕了。羅永吉：「這滔滔逝去的江水，不曾於一瞬間暫住，則沒有任何一刻的江水是相同的，可見無論何時的江水，皆未曾流動消逝，遷至他時；那盈虛變化的明月，亦未曾有一瞬暫留，則沒有任何一刻的明月是相同的，可見在任何時刻的明月，亦皆未曾消長變化，移於別處，因為任何時刻的『水」與『月』，皆『性住於一世』而『不遷了』。」通過破解對現象的執着，心中的鬱結得以釋放。這是蘇軾面對苦難時的自我開脫。

●陳仁啟 中學中文科教師

隔星期三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