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囿於侵港日軍對相關資料的系統性銷毀及港英政府有意無意的限制，香港學術界對日佔時期「慰安婦」制度缺乏本地的系統研究。加之戰後香港城市的快速發展，大量慰安所遺址等實體證據，已湮滅在城市發展的塵埃中。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通過前人回憶錄或日記等零散的文字記錄和學者的研究成果，勉強拼湊出日軍於香港實行「慰安婦」制度的初步輪廓和所涉範圍。多名受訪專家學者和市民遊客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希望兩地政府部門能夠抓住最後的窗口期，聯合香港與內地學術界力量，對相關項目進行專題系統研究和保護，以令後人能夠銘記發生在故土上的屈辱。
「什麼？慰安所？沒聽說過喔。」便利店店員摸着微禿的頭，仔細打量記者手繪的地圖，「其康大廈？就是這裏？」記者收起地圖道謝，走出便利店，那店員跟出來，「你去那邊問問吧。」然後便回身在街角左右打量起了身後熟悉卻陌生的大廈。
百米謝斐道竟有四家慰安所
從事日佔香港空間史研究的浸大歷史系副教授鄺智文和他的團隊，早前上線了日佔香港的一些歷史建築的定位信息，其中就包括日軍慰安所和大量與之高度相關的俱樂部與酒店。記者所持的手繪地圖，便是根據其研究並證實的四個日軍慰安所：吾妻屋、乙姬、桃園和南海莊的現時位置。
由於戰後香港門牌重訂等原因，在查找現址時，這些建築日佔時期的門牌信息已不具參考性。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經緯度等信息，確認了「吾妻屋」大約在現其康大廈；「乙姬」大約在一街之隔的海德中心；「桃園」大約在現六國酒店靠近謝斐道一側；「南海莊」則位於「桃園」對開的仁文大廈（現狀請掃二維碼）。這些依稀能看出曾經四層唐樓痕跡的建築，相距最遠不過百米。
鄺智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上述含「慰安所」信息的數據庫，是其團隊根據不同類型數據，包括航空相片、地圖、電話簿、名人錄等已出版史料，以及檔案、情報記錄和戰後資料整合而成。被確認的慰安所，最直接的信息來源是香港電話局《日本人關係電話番號》記錄，他又翻查當年的航空照片、戰後街道圖及歷史資料，才確定了具體位置。
經確認慰安所並非全部
在鄺智文提供給香港文匯報的《日本人關係電話番號》數字影印文件中，「吾妻屋」與「南海莊」，被文字明確為「海軍下士官兵慰安所」，「乙姬」無特別標註。而「桃園」則被特別標註為「第四慰安所」，另據日佔香港史料信息，日在港駐軍以海軍和陸軍為主，但上述數字影印文件僅列有海軍慰安所登記條目，這便意味着，香港很可能還存在第一至第三慰安所，以及專供日本陸軍使用的慰安所。只是依目前史料，暫無法確定這些慰安所的位置與現狀。
鄺智文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提問時表示，上述四間慰安所均被列於「海軍下士官兵慰安所」總條目下，因此無特別標註的「乙姬」確定為「慰安所」無疑。此外，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早年亦確認位於灣仔的東超商業中心亦是日佔時期慰安所舊址，這使灣仔經學者確認的慰安所舊址增至五個。
「慰安」性質處所規模更大
由於相關建築在戰後幾經改建，記者不能從中估計出這些慰安所的規模。不過前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在《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中記載一些相關細節：一日路過灣仔的中華旅館，發現這是一間約有200名慰安婦、專供日軍士兵洩慾的慰安所。而在灣仔，還有專供日軍高級軍官的千歲館與千歲花壇等地。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史料了解到，千歲館戰後曾做同濟中學校舍，日佔時期是日本高級軍官娛樂休閒場所，日軍後來在千歲館旁又增建了千歲花壇。鄺智文教授團隊根據已掌握資料認為千歲館與千歲花壇對外名義是酒店與食肆。這也意味着，日軍在港所建「慰安所」並非只有明文登記於電話簿的「慰安所」一種形態。
記者翻查香港空間史研究數據發現，日佔時期，日軍於港島、九龍等地開設有數十家高度存疑有「慰安所」性質的軍方俱樂部或酒店。「很難精準說出本港慰安所及慰安區的具體數據。」鄺智文說，有不少舊報紙提及慰安區的大概位置，例如香港大學附近的南里、深水埗南昌街及桂林街一帶，「但不應該籠統地稱之為慰安區，因為裏面還有其他區分，有些建築是餐廳，南里說得很清楚就是提供性服務，深水埗沒有說得太清楚。」
日陷港未半月即推慰安婦制度
香港慰安婦史料的稀缺，除日軍有組織的毀滅之外，港英政府的漠不重視，亦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香港前高級警司何明新2014年於《明報》發表文章指出，日軍在香港設置了多個慰安所，其中最大規模的慰安所位於灣仔分域街至菲林明道一帶的四層唐樓內。文章中稱「她們（慰安婦，記者註）曾在港要求日本道歉，但當年不獲英國政府支持，最後被迫放棄。」
香港報人薩空了所著《香港淪陷日記》中，於1942年1月7日有如下記載：「今日香港街頭又出現一種手寫招貼，上面寫着『日本軍慰安所』招用軍妓，並有『名額有限 報名從速』的字樣。」這意味着，日軍佔領香港僅不足兩周，便已開始啟動「慰安婦」制度，且至少完成部分場所的徵用和管理機構設置。
灣仔「慰安婦」曾數以千計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通過調查還原了日軍設立慰安所的過程：香港淪陷後，為激勵鬥志和解決日軍性慾，日佔香港總督磯谷廉介決定建立大規模的軍事紅燈區。1942年8月，副總督平野茂通知佔港日軍司令岡田梅吉在香港迅速建立500家慰安所，平野茂看中的是灣仔駱克道一帶共計160多間房屋。岡田梅吉則命令第68大隊長中川金光負責執行。隨後中川率部抵駱克道，將西自軍器廠街口，東至勳寧道（今菲林明道，編者註）地段設為徵用區。
平野茂所著《我們在香港的苛政與暴行》一文也證實：日軍計劃在灣仔一帶，圈出八百公尺的地段闢為妓院遊樂地區，櫛比鱗次地在兩側設立五百家軍妓院。
前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在《香港外科醫生六十年回憶錄》中亦披露，日軍佔領香港三天慶祝日之後，日陸軍總醫官江口大佐突然到訪，向李樹芬請教如何找到500名妓女，並表示日軍迫切將於西環和灣仔一帶開闢妓區。「但實際上他的計劃遠較他原來的更為龐大。」李樹芬在回憶錄中寫道，「妓女人數應該以千數來計算」。
「我一直試圖去查證，灣仔地區的500個慰安所究竟有沒有全部建成，為此還曾多方找尋其他日軍的回憶錄，但一直沒有進展。不過即便計劃沒有全部實施完成，應該最終也建成了不少。」蘇智良對香港文匯報說。
兩地學者倡加強合作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曾兩次到訪新界粉嶺樓村，尋找曾被本港媒體公開報道過的香港「慰安婦」「阿月」，但每次均因語言不通空手而歸。他表示，研究團隊一直關注香港「慰安婦」史實，明後年有望取得部分進展。他亦期望，相關研究能夠得到香港特區政府與學術界的協助。對此，從事日佔香港空間史研究的浸大歷史系副教授鄺智文表示歡迎與支持。民間團體「歷史監察 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亦表示，兩地學術界和政府若能就香港「慰安婦」的調查與研究進行通力合作，則能更加完整地展現日本「慰安婦」制度於中國的全景信息，為「慰安婦」正名奠定良好基礎。
研究成果可互補
1999年蘇智良藉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期間就香港慰安所情況作田野調查，並由多名當地經歷過日佔時期的居民指認，確認位於駱克道與菲林明道交界處的「東華三院德雅樓」（香港記憶網站顯示其現為東超商業中心）曾被日軍佔用做過「慰安所」。而該信息同早前被媒體和民間志願者們搜集的灣仔船街55號南固臺、中環花園道聖約翰教堂、九龍旺角彌敦道的鑰智中學、新界粉嶺樓村老屋，以及李樹芬在回憶錄中提及的灣仔慰安所「中華旅館」等信息一樣，暫未被錄入鄺智文主導的日據香港空間史研究有關慰安所的數據庫。鄺智文回應稱，其團隊未能在現有的史料中看到相關建築的具體用途描述，未來會查找更多具體資料，待予以求證後再考慮將其錄入。
他亦歡迎內地學者來港研究和合作，充實日佔香港下的相關研究。
此外，李美娜在2016年發布的《雲梓日記》記述了一名被記為「醜婆婆」的粉嶺「慰安婦」個案顯示，日軍於新界亦設有慰安所。鄺智文判斷並回應香港文匯報說：「應該有的，因為那裏也曾有日本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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