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嘉明
2025年，香港面對急劇改變的外部環境，需要全面和客觀地總結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和正視香港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形成符合促進香港經濟轉型的政策體系，最終確定實現香港經濟再騰飛的核心戰略。
（一）如何反思香港過去三十年的經濟成長歷史？
當代香港經濟成長歷史，如果從1960年算起，可以劃分為兩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從1960年代初期至1997年的38年。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香港經濟四大支柱是出口貿易、製造業、旅遊業和建築業。製造業重要是電子和玩具等產業，以及其他輕工業。1960年代中期，香港第二產業經濟附加值佔比超過40%。其間，香港實現了經濟起飛。自1970年代末，香港開始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金融、房地產和商用服務業（包括銀行、保險、航運、地產等）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1980年代中後期，香港製造業開始北移至內地。製造業產值在香港生產總值（GDP）中所佔比重從1987年的23%跌至1994年的9.3%。在1980年代，香港經受住了1982年港元危機和1987年世界性股災的挑戰，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自1960年至1997年，香港人口從311萬增長到648.93萬；GDP從13.21億美元增長到1,773.5億美元；人均GDP從426美元增長到2.73萬美元。在這個階段，香港名義GDP增長了133.36倍，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351.4%。
第二階段，從1997年至今的27年。這一階段尚未結束，很可能還要持續10年以上，即到2035年。其間，香港的製造業大規模北移，到了1990年代末，製造業幾乎消失殆盡，僅佔GDP的1%左右，香港完成了去製造業化，甚至是去工業化。與此同時，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比重不斷上升，房地產和金融行業成為香港的經濟支柱。香港進入高度外向並依賴國際投資和外部市場的階段。從銀行到證券、保險、資產管理等各個領域，香港金融業幾乎覆蓋了全球範圍。至2024年，香港人口增長到750.31萬，GDP達到3,820億美元，2023年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1997年至2023年，香港名義GDP增長114.7%，年平均名義經濟增長率為4.2%。在這階段，香港經濟經歷三次重大事件：1997年香港回歸與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
比較香港在1960年至1997年的發展階段和1997年至今的發展階段，有如下特點：（1）第一階段沒有完成工業化，沒有實現從勞動密集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的躍升的情況下，製造業急劇萎縮。（2）第二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放緩。（3）比較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產業結構發生徹底改變。在第一產業歸零的情況下，第二產業比重持續減少。（4）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的比重，經歷上升到下降的周期，1960年為2%，1997年上升為16%，2023年回落到2%。如果比較香港和北京加上海的經濟規模，1997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計662.28億美元，相當於香港GDP的1,773.5億美元的37.3%；2023年，上海和北京GDP合計12,787.1億美元，是香港GDP的3,808.1億美元的3.36倍。至於香港經濟與其在四小龍經濟的比重，1960年為17%，1997年為15%，2023年為11%。
（二）香港的結構性失衡及其後果
在現階段，香港經濟增長放緩、國際競爭能力後勁不足的表象背後，是香港經濟結構的系統性失衡。
第一，人口結構失衡。（1）增長放緩。1960年，香港人口為311萬；1997年為649萬，人口較1960年增長109%；2023年為753萬，人口較1997年增長16%。香港人口結構失衡日趨明顯。（2）人口多次發生流出大於流入。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都導致香港中產階級和專業人才流失。（3）老齡化。2023年香港65歲以上人口大約佔總人口23%，預計到2049年，全港大約有80多萬人需要長期照護。（4）少子化。香港出生人口長期呈下降趨勢，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每年有約80萬嬰兒出生，八十年代中降到70萬水平，九十年代中進一步跌至60萬左右，千禧年後跌穿50萬，疫情3年更銳降至30萬-40萬。（5）男女比例失衡。香港長期處於女多男少的狀態，2023年全港753萬人口中，男性有343萬人，女性則有410萬。（6）勞動力短缺。「嬰兒潮」一代陸續退休，加之過去幾年20-49歲移居外地的香港人增加，導致從低技術到高技術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到57.1%，創1985年以來新低。流入香港的人口不能有效填補香港僅存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口的供給與需求處於結構性錯位狀態。
第二，產業結構失衡。在過去的64年中，1980年代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產業結構日趨失衡：（1）產業結構單一。1960年代，香港第一產業消失殆盡。之後，第二產業萎縮。2023年的第二產業，即工業與建築業，佔GDP比重僅為6.3%，其中製造業僅為香港GDP貢獻1%；經濟的絕對主體是第三產業，佔比93.7%。第三產業中，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和工商專業服務佔比合計57.1%。（2）生產要素分配極度失衡。資本、人才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湧入房地產和金融領域，抑制了製造業等實體經濟行業的發展空間。其後果是製造業佔比的持續下降，工業基礎日趨薄弱，造成科技、文化創意和旅遊業等新興產業發展相對緩慢，甚至發生衰退，難以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最終形成對服務業高度依賴的惡性循環局面。（3）物流與運輸業不振。2023年，物流和運輸業在香港GDP中佔比18.8%。香港的貨櫃吞吐量持續下降，影響了其作為全球轉運樞紐的地位。2024年香港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全年下跌4.9%至1,369萬個標準箱（TEU），為1996年以來的28年新低。（4）外商投資規模結構內地化。近年國際環境急劇改變、法規多變、本地競爭壓力上升、語言和文化障礙，加上資料保障等因素，跨國資本在香港的投資止步不前。在這樣的環境下，香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轉為內地資本主導，構成香港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內地也成為香港向外直接投資最大目的地。2023年末，外商在香港直接投資總存量為2.1萬億美元，直接投資存量中佔比最高的國家和地區為中國內地（31.1%），其次是英屬維爾京群島（30.5%）和開曼群島（10.6%），以及英國（9.3%）。（5）就業結構失衡。2023年香港服務業僱用了3,259,800人，佔總就業人數的88.3%。金融業雖然在香港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2023年GDP佔比高達24.9%，但吸納就業能力有限，就業人口佔比7.3%，導致大量勞動力集中在餐飲、零售等技術含量過低的崗位。這樣的就業結構加劇了貧富差距，阻礙了社會流動性。（6）國際收支波動加劇。1998年至2014年，香港的國際收支保持在±200億美元以內，但自2015年開始，香港國際收支出現較大變動，2015年達到負1,025億美元，至今香港國際收支淨值為負。
第三，科技結構失衡。（1）科技產業體系與規劃缺失。香港的科技產業發展長期缺乏系統性規劃。1998年提出的數碼港計劃原本定位為科技產業園，截至2024年僅吸引約1,600家初創企業入駐。（2）政策落地效率較低。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生態論壇提出「數據驅動新質生產力」，但實際數據流通規模僅佔內地的2.3%。香港科創政策的制定多依賴外部智庫和行業協會，而非本土科技官員主導。（3）研發投入規模不足。2023年，香港研發總開支佔GDP的比重為1.11%，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仍然較低，例如歐盟2.2%，美國3.59%，韓國4.85%，日本3.41%。2023年香港高等教育機構佔研發支出的55.5%，企業和政府投入分別僅為39.3%和5.2%。進而企業研發動力不足。在研發強度方面，香港上市科技企業平均研發投入佔營收比重為3.8%，顯著低於矽谷企業的15%-20%。2023年工商機構研發支出僅129.76億港元，不足韓國的二十分之一。主要後果是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生產力。（4）科技企業生態發展緩慢。與矽谷相比，香港在科技企業密度（香港為矽谷的17%）、獨角獸企業數量（香港為矽谷的3.8%）、風險投資額（香港為矽谷的1.7%）、專利授權量/萬人（香港為矽谷的13.4%）等指標上全面落後。香港至今未誕生一家世界級科技企業，而一岸之隔的深圳同期培育出華為、騰訊等全球科技巨頭。此外，香港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專業缺乏就業場景和發展動力。（5）資本與科技企業結合滯後。2023年香港上市科技企業達137家，市值超百億美元的僅4家（如商湯科技），而同期納斯達克百億級科技企業超過200家。假定在佔有GDP6%的第二產業中，有50%是科技產業，那麼科技產業在香港經濟中佔比也僅僅是3%左右。2024年第三季度，恒生行業分類中「資訊科技業」僅佔港股總市值的11.2%，遠低於金融（34.6%）和地產（18.9%）。（6）香港的數據要素市場化建設落後。2024年香港數據交易市場規模約12億元，僅為深圳（540億元人民幣）的2.2%。資本市場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弱。2024年香港IPO募資額中，科技企業佔比僅18%，且估值中位數（8.2倍市盈率）低於納斯達克25.6倍。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資本注入。香港機構投資者中用於科技領域的基金佔比不足5%，而矽谷這一比例超過40%。（7）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基建結構建設滯後。在基礎設施層面，香港超級電腦「鵬城雲腦」的算力（1000P FLOPS）僅相當於深圳同類設施的1/10。政務數字化方面，香港僅有23%的公共服務實現全流程線上辦理，而內地一線城市普遍超過80%。
21世紀已經過去25年，在世界範圍內，所謂純粹自由競爭時代早已過去，香港需要在繼續實施市場經濟的同時，主動發揮從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效應，構建適應香港現階段的政府與市場積極互動的經濟體制，加快完成實現數字智能時代轉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選擇和確定在急劇變化的區域和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置，以煥發香港發展的內在動力，實現香港的經濟振興。
第四，金融結構失衡。（1）金融業與房地產業「一體化」。香港金融業在服務業中佔比近30%，主要由銀行業、證券、債券構成，形成金融業與房地產行業高度一體化，吸納了香港絕大部分的金融資源。可以說，香港銀行業大體上是為房地產服務的，嚴重脫離香港實業。（2）金融業沒有向科技傾斜，沒有工業或科技的支撐。與納斯達克相比，是一個相當非科技的二級市場。這樣的結構已經嚴重影響了香港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和香港的競爭力，削弱香港福利制度的物質基礎。（3）傳統金融業務佔比相對較高。香港金融市場在金融科技、虛擬資產等新興領域雖有發展，整體來看，傳統金融業務如銀行信貸、股票現貨交易等仍佔比較大。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報告，2023年至2024年部分時段銀行信貸總額有所下跌，反映出傳統信貸業務面臨挑戰，而新興業務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還不足以支撐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結構，金融業務創新和轉型仍需加快。（4）股市市值規模有限。香港股市不足美國股市市值的十分之一，且成長速度也比較緩慢，嚴重受制於地緣政治和政策等因素。（5）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據相關數據顯示，港交所雖有2,000多家上市公司，但每天成交量僅1,000億元左右，且絕大部分成交量集中在交易量前100的個股，不少個股全天幾乎是零成交，大量中小市值股票交易冷清，不同板塊流動性差異明顯。這種情況反映出市場流動性結構失衡，不利於市場的全面活躍和健康發展。（6）公開募股籌資額下降。2023年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籌資額下降了56%，降至460億元，幸在國家大力支持下，2024年香港IPO躋身全球第四、今年有望重返三甲。（7）零售業金融業的影響顯著。因為內地訪港旅客消費習慣改變，人均消費大幅下降，加之「港人北上」新消費模式興起，不僅對香港零售業造成衝擊，而且對注入消費金融、商業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形成對客戶結構和業務結構的調整壓力。（8）金融行業人才結構面臨調整。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持牌人數自2021年底以來減少了600多人。
總之，香港經濟不僅面臨人口、產業、科技和金融的深層結構的失衡，而且面臨這些結構失衡的疊加，從根本上制約了香港的制度轉型，阻礙了香港經濟的均衡發展。所以，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在政府主導下，實行旨在實現結構優化的改革和調整。
（三）設計符合香港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
香港必須有頂層設計戰略規劃和政策體系。政策是戰略的載體。香港通過制定基於實事求是的政策體系，並且在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以支持和推動香港的經濟轉型和發展。
第一，財政政策。在現代經濟中，政府的財政政策是諸多經濟政策的核心所在。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成績值得肯定，但是，財政形勢是嚴峻的。所以，香港需要調整和修訂中長期財政政策，盡快着手稅制改革，以求增加財政收入，實現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緊密結合，有效向高端製造業、高科技創新和前沿科技基礎設施傾斜。簡言之，香港需要構建支持人工智能時代的高科技產業的財政政策。
第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和外貿政策等。產業政策的目標是引導社會資源在產業部門之間以及產業內部的優化配置，建立均衡的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前西德和日本戰後重建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都基於充分發揮了產業政策的作用。香港在港英政府時期，基本排斥了產業政策的功能。近年來，香港開始進入強化產業政策作用的歷史時期。2022年，特區政府發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實現香港「新型工業化」，強調以資訊化帶動，將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實現跨越式發展並增強可持續發展動能。2024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次推出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現在，香港的產業政策需要注重：整合包括教育、科研、資本和企業資源，設立產業引導基金以系統建設創科產業鏈，支援重點企業，協助傳統製造業轉型；發揮創新的溢出效應，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爭取在十年內實現高科技產業對GDP的貢獻達到20%、和新加坡水平相近。
第三，科技政策。科技政策旨在促進科技研發、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以及科技人才培養等方面。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制定科技政策，全方位提高香港在科技領域的地位，提高香港創新競爭力。香港科技政策的重點包括：（1）推動研發平台建設。構建「政、產、學、研、投」的大科學和跨域的合作平台。（2）吸引海內外初創企業服務機構在香港建立加速器基地。（3）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前沿領域，聚焦先進製造、材料、能源、航太科技，以及生命健康科學，構建前沿科技集群。（4）優化創投基金。重點支持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生命健康科技，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的初創企業。（5）全面開放科技市場、金融市場、人才市場。（6）完善與大灣區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的合作，實現深度融合。（7）改革教育制度，加大科技人才的培養。同時，大規模引進科技人才。總之，香港要確定和提出符合香港自身情況和潛力的科技政策，在如此競爭的科技時代選擇好自己的賽道。
第四，福利政策。雖然香港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約為5.9%，遠遠低於日本福利開支佔GDP的25%水平，但是，日本屬於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而香港則是低稅收高福利的社會。長久以來，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個人入息稅寬鬆，就算是打工仔，月入幾十、幾百萬元，最高只需繳交總收入15%的稅，至於企業與公司的利得稅，最高也不過是盈利的16.5%。以成熟資本主義國際城市的角度來看，如此超低的稅率，在全球範圍內十分罕見。與此同時，香港的福利政策又極為優厚：住房福利及津貼、公共福利金計劃、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失業福利、退休福利，以及涵蓋家庭及兒童福利、安老服務、康復服務、違法者服務、社區發展、青少年服務、緊急救濟等其他社會福利項目。根據特區政府2024年《財政預算案》，政府預計在醫療衞生、社會福利和教育等領域的投入高達3,437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59.3%。現在，香港需要改革現存福利制度：一方面要嚴格福利制度的管理，激勵就業，不養懶人。根據新規定，15至59歲、身體健康且失業的綜援受助者，除了需要與政府指定的非政府機構會面接受就業支援服務外，還必須每周參與至少一小時的無償工作，直到找到有薪工作或重返主流教育。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將提高稅率和改革稅制結構提到日程，縮小與世界高福利國家和地區的差距。
第五，經濟周期政策。通常認為，經濟周期政策是指政府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調節和管理經濟活動，避免經濟過度波動，確保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工業時代，經濟周期就是包括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四個階段的商業周期。現在，進入到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時代，因為科技創新不斷強化，工業時代的商業周期節奏已經被徹底改變。以人工智能為例，其技術創新周期已經從以十年為周期縮短到年為周期，現在更以月，甚至周為周期。所以，政府需要設計符合高科技時代，並且立足近期、關注中期和準備長期的經濟周期政策，協調財政、貨幣、產業和科技政策，既要避免短期措施對長期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也要避免因為未來長期目標損傷現時經濟發展。
（四）香港和三個基本關係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落地各項基本政策，香港需要處理好三個基本關係。
第一，重構經濟體制，調整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關係。自香港1841年開埠直到1990年代末，香港始終實施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並以自由市場的優勢和開放、高效、公平的營商環境而聞名。與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小龍比較，香港經濟成長少有政府政策和其他行政手段的干預。2024年，總部位於溫哥華的菲沙研究所發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香港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但是，現在香港需要理性地結束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接受政府對經濟實行干預和引導，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在一起，以提高香港的競爭能力。例如，香港經濟可以考慮實施「五年計劃」，且與國家的「五年計劃」加以協調。「十五五」就是香港開始引入五年計劃的契機。
第二，重構空間經濟，調整香港、內地和國際的關係。香港土地面積1,119平方公里，市區平均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21,000人，是全球人口密度第四高的地區。香港要發展，需要突破香港空間局限於土地面積的傳統思維。（1）香港需要加強與灣區內地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和融合，顯著緩和過高人口密度壓力。（2）香港需要建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和融合，建立跨國和跨地區的市場關係和合作體系。（3）香港需要發展低空經濟和海洋經濟。（4）香港需要通過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數字空間和智能空間。為此，需要全面建設支持數字空間和智能空間的全新的基礎設施。
第三，重構創新模式，調整科研、教育、資本的關係。在21世紀前後，香港在金融創新方面成績斐然。但是，在其他科技領域的創新和突破乏善可陳，導致香港經濟發展缺少深層動能。香港的當務之急是：（1）建設不同層次的創新平台，扶植和培育引導科技前沿的世界級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領域，香港需要有所作為。（2）改革教育體制。以提高學生創造力為目標，全方位引入人工智能，對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學制、教材和師資做出有計劃的改革。（3）推動資本與科技的結合，成為亞太地區和全球的科技資本中心。
香港具有歷史形成的優勢。但是，香港優勢不是靜止的和固化的。在1997年之前，香港經濟治理嚴重受制於古典經濟學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思維模式，導致香港失去形成高端製造業和奠定高科技產業的歷史機會，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主體的服務業，影響21世紀以來香港形成持續增長的品質，造成香港非均衡的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
（作者為經濟學家、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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