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量化交易而造成大跌市事件,在海外過去時有發生,發達國家對量化交易規範探索相對深入。有分析認為中國監管方可借鑒國際監管實踐經驗。圖為紐約證券交易所。 資料圖片

經濟學家 宋清輝

近年來,量化交易在中國資本市場的影響力愈來愈大。根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統計,截至2023年底,內地量化私募基金管理規模突破1.3萬億元人民幣,佔據了A股市場日均成交量近30%份額。不過,去年2月寧波靈均在極短時間透過程序拋售股票,大大加劇A股指數下行壓力,其後滬深交易所對該基金實施暫停交易措施並公開譴責。筆者認為,事件充分暴露出內地針對性規範量化交易的緊迫性。

就如何規範範量化交易,筆者認為,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對量化交易的規範探索,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參考。2023年,美國證監會(SEC)出台的新規要求高頻交易商註冊為經紀商,並授權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對算法交易進行實時監控;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指令II》(MiFID II)建立了嚴格的算法報備和壓力測試制度;日本則對訂單撤銷率設置硬性約束,抑制無效報單對市場秩序的干擾。歸納來看,這些制度設計的共同點在於,通過穿透式監管平衡創新激勵與風險防控,從而達到一個相對的平衡狀態。

盼借鑒國際監管實踐經驗

近年來,中國監管層亦持續完善制度供給,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例如,《證券市場程序化交易管理規定》首次明確了量化交易的認定標準,並於2024年10月8日起正式實施。但是相較於境外發達國家資本市場動輒數百頁的技術規範,中國在異常交易識別、算法透明度等方面仍存在相應的制度空白。特別是在跨市場、跨品種風險傳染防控上,亟需建立更精細化的監測體系。

筆者認為,規範量化交易絕非簡單粗暴的限制發展,而是需要在促進行業健康發展和防範系統性風險之間尋求動態平衡。首先,應建立分類監管機制,例如應對低頻量化策略與高頻套利交易實施差異化管控,前者可以給予一定程度上的政策傾斜,後者則需要嚴格限制槓桿率和換手率。其次,則需完善三大交易所的基礎設施,例如可以借鑒美國紐交所的「熔斷+限速」組合拳,當市場波動率突破閾值時自動觸發算法降頻機制。

建議探索建立「監管沙盒」

此外,在監管工具創新方面,可以積極探索建立「監管沙盒」,允許合規機構在限定範圍內測試新型算法,同步積累監管經驗。同時,還應壓實機構主體責任,強制要求量化管理人建立策略壓力測試制度,並定期評估模型在不同市場環境下的行為特徵。對於涉及市場公平性的核心問題,例如信息優勢獲取、交易速度差異等方面,很有必要通過徵收高頻交易稅、實施最小報價單位分級等制度進行調節。

冀未來以科技賦能監管

展望未來,站在資本市場深化改革的歷史節點,規範量化交易既是防範金融風險的必然要求,亦是完善市場治理體系的重要契機。總而言之,監管機構需要以科技賦能監管,用「算法」對抗「算法」,在保持市場活力的前提下築牢風險防線。唯有構建起政府監管、行業自律、機構內控的三維治理體系,才有望讓量化交易更加行穩致遠,從而成為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的「助推器」,而非系統性風險的源頭。

作者為經濟學家,著有《中國韌性》。本欄逢周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