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會給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佔領下的香港就是一個例子，歷史學家吉拉德·霍恩在其《種族戰爭：白人至上主義與日本對大英帝國的攻擊》一書中，深刻分析了日本佔領時期香港社會出現的種族主義問題。

珍珠港事變後，日本同時對美國、英國還有荷蘭宣戰。1941年12月25日，駐港英軍向日本投降，香港原有的社會秩序被徹底顛覆。

在日軍到來之前，太平山頂上歐洲殖民統治者享受着清涼的海風、寬敞的別墅和專屬的俱樂部；而在山下擁擠不堪的狹窄街巷中，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只能艱難謀生。

一位名叫呂西安·布魯內的法裔加拿大訪客在珍珠港事件前曾到訪香港，發現這裏的華人普遍遭受着非人般的對待，他痛心而深刻地評論道：「許多人赤着腳，穿着黑褲，戴着草帽，婦女和男人一樣做着繁重的體力勞動。整個地方彌漫着一種令人窒息的貧困和壓抑感。」

這種狀況並非偶然，而是殖民統治體系下制度性歧視的必然結果，華人不僅在居住地被隔離，在社會生活、職業晉升和司法權利等方面也面臨着全方位的限制。

日軍「屈辱之行」貶低白人居民

然而，1941年「黑色耶誕節」英軍投降後，日本軍國主義為了徹底擊碎西方白人文明不可戰勝的神話，刻意貶低在港白人居民的形象聲望，並採取了極具羞辱性的策略，如強迫英國、美國、荷蘭國籍的居民及其家眷在香港的街道上遊行，這就是後來許多親歷者口中的「屈辱之行」。

據目擊者回憶，當時許多華人站在街道兩旁，心情複雜地注視着這一幕。有人嘲笑甚至投擲雜物，長期積壓的民族情緒和對殖民統治壓迫的憤懣，在這一刻找到了宣洩的出口。

這些白人俘虜們在一夜之間，從昔日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淪為狼狽的階下囚，其形象的巨大反差給所有見證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衝擊。

冤冤相報無濟於事

遊行結束後，大部分在香港的西方軍民被羈押進赤柱、深水埗等地的拘留營和戰俘營。在營內，他們驚訝地發現許多看守是印度人。

這些印度人原本是英屬印度軍隊的士兵，或是為港英政府工作的警員。一些印度看守確實將看守工作視為報復的良機，一位被拘留者後來苦澀地評論道：「我們因飢餓而發出的哀求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讓他們幸災樂禍。」拘留營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食物嚴重短缺、藥品匱乏、衞生條件堪憂，虐打和疾病更是家常便飯。數以百計的被拘留者，最後沒能活着走出營門。

然而，拘留營外香港居民的苦難絲毫不少於營內。日軍佔領香港後不久，其軍事統治的殘酷性便暴露無遺。 （二之一）

●沈佳穎博士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