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肇峰 沙田區議員

在這個炎熱的盛夏，連場暴雨如墨潑下，釀成多個地區水浸或泥塌。由渠務署、路政署等部門組成的緊急應變小組，疲於清理倒塌樹木、疏通渠道淤泥。在雨勢稍歇的日子，區議員聯絡各部門到現場會勘災情，研擬長遠對策，商討如何強化排水網絡，整合緩洪措施，讓社區在極端天氣下更具防災韌性。

日前，筆者偕居民走訪沙田一處近山地區，其在暴雨期間，黃泥濁水如小瀑布般沿山坡奔流而下，在山腳堵塞了排水道、行人路，更在鐵路旁堆積出長50米、厚1米的土方。居民指向山腰幾戶隱約可見的屋舍，憂心忡忡地表示「幾間屋地基好似被沖走大半」。儘管土力工程處勘察後稱「無即時結構危險」，但那幾棟以鐵皮和木板搭建的房屋懸在陡峭的斜坡上，彷彿隨時會被下一場豪雨吞噬的情景，再次敲響山區建築——寮屋安全的警號。

寮屋安全極待改善

回溯寮屋起源，在上世紀中葉，大量內地移民南遷來港，在二戰後百廢待興的社會，房屋供應遠遠追不上激增的人口。無處容身的家庭，只好在市區邊緣的山坡、未批租的官地，或私人農地上，湊合簡陋的物料，胼手胝足搭建棲身之所。這些被稱為寮屋的臨時居所，雖然環境擠迫、衞生惡劣、電線橫飛，卻承載了數十萬人的安家夢，曾一度安置了全港四分之一的人口。

1953年平安夜，石硤尾寮屋區一場沖天大火揭開了公營房屋發展的序章，然而寮屋的存在並未因此而終結。1982年，當時政府採取了一種充滿矛盾的務實主義對策——對全港「非法搭建」的寮屋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登記，並允許其「暫准存在」，直至因城市發展、環境改變或安全理由而被清拆。當時，沙田區有8,600間居住用寮屋，在其位置、尺寸與物料等資料錄入登記後，獲發「寮屋編號」。當時政策的底線，是凍結寮屋的數量與狀態。前發展局局長曾在網誌指出，「暫准存在」從來不等於「合法業權」，長遠目標是逐步取締寮屋，騰出珍貴的土地資源。

然而，對於那些至今仍然存在的寮屋，這份「暫准存在」的政策，在現實中卻顯得僵化與殘酷。根據規定，已登記的寮屋不得擴建、不得改用與登記紀錄不符的永久物料。這個鐵律在颱風季節顯得尤為不近人情。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過後，不少寮屋被塌樹壓毀、屋頂被強風掀翻。居民想用更堅固的物料修葺，以求安穩，卻可能因此觸犯規定，面臨登記被取消的風險。有區議員曾倡議放寬修葺限制，容許居民在安全前提下改善居所結構，或是加建篷頂在天時熱隔熱，但政策的調整步伐始終緩慢。

執法落差與灰色套利

與此同時，政策的灰色地帶產生了社會公義的問題。對寮屋的監管往往依賴投訴機制，而非主動巡查，導致違規情況屢見不鮮。審計署在2017年的報告書中曾指出，寮屋監察制度缺乏成效，傳媒亦曾揭發有寮屋被悄然改建成附設花園泳池的豪華住宅，佔用人甚至將其違法出租圖利。這種執法上的落差，無疑衝擊着公眾對於公平的認知。

更棘手的，是寮屋的使用權糾紛和霸佔問題。寮屋並無合法業權，不存在繼承問題，所以當原登記的住戶遷出或離世，寮屋理應被視為空置，由地政總署取消登記並清拆。然而，現實中卻常有未登記的家庭成員或外來者佔用，引發無休止的鄰里糾紛，而有關部門往往以「民事糾紛」為由，建議居民自行尋求法律意見，令問題懸而不決。

寮屋的存與廢，不只是一道土地規劃的算術題，更牽涉到數十萬人的安身立命。面對山雨欲來，水患治理不僅在於能否築起堅固的防洪牆，也在於如何為歷史遺留的難題，找到一條兼顧法理與人情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