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耀輝（義覺）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早在嗇色園黃大仙祠創立之初，黃大仙師便明確指示：「擬以三教合一，而申明其宗，彼道一風，無爾我之分畛域，方能成大同世界。」因此，自創立以來，本園始終以「三教同尊」為信仰基礎，廣泛吸納儒、釋、道三教的精華。
「三教同尊」（或稱「三教合一」）的概念，在當今世代毫無疑問地被視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論調。據近代學者研究，「三教合一」多見於元代以後，在《四庫全書》中也僅被提及八次。因此，在我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合一」實際上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那麼，三教究竟是如何走向融合，最終形成今日的「三教合一」？
三教之起源與共存
欲探討演變，先回溯起源。在三教之中，儒、道乃本土學說，由孔、孟、老、莊等先哲於春秋戰國時期奠定基礎。隨着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意識形態的核心，不僅影響了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還成為國政制度的重要基石；而道家則以其形而上的哲學理念，構建出道法自然、逍遙無為等世界觀與價值觀，及後於東漢年間由張道陵按老莊學說，創立「道教」。因此，常言中國文化可概括為「外儒內道」，即以「儒」為經世致用之道，以「道」為修養之法。
而佛教乃在兩漢之間由印度傳入中國，由於中印文化差異顯著，佛教在傳入初期經歷了一段艱難的適應時期，如在魏晉南北朝便曾出現「沙門應否禮敬王者」的討論。佛教徒在印度傳統中只拜佛祖而不跪君王，但這種做法在強調君臣秩序的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東晉十六國的高僧釋道安便提出：「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強調佛教的弘揚與傳播必須依靠朝廷的支持。
此外，儒、道與朝廷的關係也是千絲萬縷的，同樣需要依靠官方的支持。而朝廷歷代亦均以儒家為核心，建構基礎倫理觀，同時輔以道教與佛教，以宗教力量教化天下。而君主則高居於三教之上，根據國政需要（或個人喜好）而調整對三教的政策，甚至曾有君主提出「三教融合論」，以穩定國家治理與社會需要。然而，假若某教勢力過大而影響社會穩定，朝廷便會採取干預措施，史上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便是對佛教勢力過大而給予的嚴厲打擊。因此，隨着歷史推移，三教在朝廷干預之下長期共存，更進一步開始互相調和，潛移默化地進行理論學說的借鑑、補充與交融。
至宋明時期，三教融和與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不少新的理論與教派因而創立。當中，北宋期間，道教宗師王重陽便提出了：「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確立「三教合一」的理念，並創立了全真道；此外，被稱為「新儒學」的宋明理學也大規模地吸收佛教與道教的觀念。明代大儒王陽明更以「三間房舍」來比喻三教關係：「元（原）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局……漸設藩籬……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創立心學時，也融入了三教的思想元素；而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則進一步強調三教的互補性：「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
及至明清時期，民間出現宗教組織——「三一教」，主張為「三教合一」。雖然三一教自創立以來，便受到儒、釋、道三教的嚴厲批評，更在清代康熙與乾隆年間遭到朝廷的兩次大規模禁查，但在民間的影響力依然深遠，信徒不減反增。與此同時，許多民間宗教組織也廣泛以「三教合一」為口號，進一步推動了「三教合一」概念在民間文化中的廣泛流傳，並對社會思想與宗教信仰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三教合一的全球意義
如今，「三教合一」已被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結晶。而三教融和的成功，也為西方學者展現了一個宗教交融的理想模型。特別是在西方「文明衝突論」的影響下，西方學者亨廷頓預示未來的世界將被劃分為「基督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方文明」等多個文明陣營，戰爭與衝突將主要發生於不同文明間的對立。而中國三教合一的成功經驗，則有效為化解「文明衝突」提供了一條具啟發性的出路，為世界文明紛爭點燃了一盞指引和平與和諧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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