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楊正濃的講述中，獲得採訪對象的信任、改變台灣同學的偏見、面對老兵們的生老病死，一路關關難過關關過。事實上，真正讓他差點無法開始拍攝的，卻是一開始的尋找投資環節。
多叫好不叫座難集資
「為了籌集拍攝資金，那兩年我帶着項目企劃書參加了各種創投會、電影節，但都石沉大海。」楊正濃坦言，紀錄片叫好不叫座的性質決定了大部分投資方的謹慎態度。
在萬般無奈下，他想起本科就讀北京電影學院時認識的一位電影人顧佳鳳女士，「顧女士一開始就拒絕了，說公司沒有投資紀錄片的計劃，但我仍然抱着試一試的心態，請她看一看企劃書。」沒想到這一看，顧女士就被打動了。很快，楊正濃從台北飛往北京與顧佳鳳面談，並拿到了第一筆投資。
有了啟動資金，楊正濃得以採購專業攝影機、租車和組建團隊，才有了後面的故事。「後來顧女士告訴我，她之所以會被這個項目打動，是源於自己的童年記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顧佳鳳的爺爺與一位遠道而來的台灣老兵在老家浙江舟山的村子裏相認，兩人是童年玩伴，此時老兵的親人都已不在，村裏唯一還認得的人就是這位兒時夥伴。那年顧佳鳳才9歲，卻清晰地記得性格剛毅的爺爺哭得如此大聲。「顧女士告訴我，那一刻企劃書中老兵的故事與她的記憶重疊了，這也讓她決心投資這部影片。」
黃埔名將後人監製
2017年影片正式開拍時，在台北藝術大學電影所擔任系主任的導演王童，提出願意作為《日暮·歸鄉》的監製。這位黃埔名將王仲廉的後人，一生關注台灣老兵群體，更執導過被稱為「台灣三部曲」的《稻草人》《香蕉天堂》《無言的山丘》。
此時的王童已成名多年，但作為監製他並沒有過多干涉影片的拍攝。「在拍攝階段和初剪時，王童老師給予了我充分的自由度，讓我可以捕捉細節，發揮自己的風格。」楊正濃把一次電影創作比喻為烹飪一桌菜，作為新人導演，自己總希望把盡可能多的內容呈現給觀眾，「王童老師在看完初剪後，會善意地提醒我如何做減法，用適當的留白去表達更豐富的情緒。」王童提供的幫助，使他終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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