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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簡約之筆，向讀者介紹李焯芬院士一生的志向、行止與功業，並非易事。
在香港，李焯芬教授以港大教授、工程學家、教育家和一系列社會公職名世。他早年本碩畢業於港大，博士畢業後在加國工作，做到華人最高管理崗位。1994年回港大執教，由講座教授轉任系主任、副校長。曾擔任港大專業進修學院院長、香港珠海學院校監兼校長等多個職務。他亦是世界銀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亞洲開發銀行、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眾多國際組織的科技顧問，獲邀擔任多個學術組織如加拿大大壩安全委員會、國際岩石力學學會構造委員會等的主席。所研發的土釘加固法，解決了一度危害港島樓宇安全的斜坡滑坡治理難題。
李焯芬教授今年已八十高齡，仍孜孜不倦、心懷蒼生，主要公職仍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會主席、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等。由於其對社會的卓越貢獻，去年特區政府頒發象徵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李焯芬教授是五名獲獎人士之一。
而在中國內地，李焯芬教授則以風塵僕僕的行者形象，為學界所知。從1980年代早期開始，李焯芬以國際著名岩土力學專家及水利專家的身份，頻頻回國參與三峽大壩等水利工程的勘探選址設計論證施工工作。他在加拿大水電大壩建設中積累的豐富知識和專業意見，為內地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鏡鑒經驗。幾十年間，他踏遍大半個中國，橫跨長江、黃河、珠江，用足跡丈量河南、貴州、四川、甘肅、青海等地的千山萬水，見證了中國當代水利建設藍圖由擘畫到完成的全過程。其間之艱辛勞苦，非外人所能想見：風餐露宿是常事，大壩選址往往在叢山峻嶺人跡罕至之處，山路曲折，有時要騎馬四五個小時，山徑一側是懸崖峭壁萬丈深淵，李焯芬由此練就「上坡時抱緊馬脖，下坡時盡量後仰」的騎技。他當然也曾摔倒遇險，幸無受傷。特別需要介紹，他做這些，全是不收取報酬的義務付出。這也是他在學術貢獻之外獲得內地水利界同仁尊重的重要原因。
2003年，繼陳清泉教授後，李焯芬被推舉為香港第二位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政協副主席、前水利部部長錢正英題詞讚曰：「大禹傳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教授，您是知名水利工程專家，在近四十多年國家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專家顧問作用。而您從少年讀書了解中國歷史後，就堅定了未來要從事水利建設的志業。為何水利工程建設如此重要？
李焯芬：我成長於1950、1960年代的香港，很多像我一樣的中學生最常見的愛好就是看書。今天中環靠近皇后大道、置地廣場的地方，當時有兩個書店，一個是中華書局，對面是商務印書館，都蠻大的，中華書局四層樓都是書，很多講中國文化歷史，商務印書館比較多文學的，五四以後的作家，魯迅、茅盾、葉聖陶、巴金的都有。我每天放學後通常都往兩個書店「打書釘」。那時中國還很貧窮落後，經常有災害，不是水災就是旱災，就感到中國老百姓還是很不容易的。我後來看到一本書，講中國水的歷史，原來水災不單是當代才有，自古以來已經常發生。黃河下游有過6次大改道，荊江也是水災後形成的，每次改道其實都是很大的災難。
當時中國還是農業大國，80%以上人口住在農村。要搞農業，灌溉和水利是命脈。高中畢業時我就想，希望能為國家的水利事業做一點小小貢獻。當時進了港大，港大不像清華大學有水利工程專業，只有土木工程系，有些課程跟水利有關，比如流體力學等。我就讀本科的時候先修了一些水利課程，之後去國外讀博士和工作，積累相關的水利研究經驗。香港是個比較小的地方，沒什麼大水利工程可做，但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將來要為國家的水利工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今天說起來非常平靜，雲淡風輕，可回到當年，能做這個決定很了不起。您那時在加拿大已做到了高管位置，事業順利，回國一趟其實非常辛苦。後來回港大任教，您來內地就更多了，聽說每周都有兩天到內地。從少年志向到終生事業，您的家國情懷是怎麼形成的？
李焯芬：不敢這樣說。我們那個年代人的理想主義是比較濃一點，也不單我這樣，整個國家當年抱有理想的人很多。當時就是想幹水利，在香港沒什麼大壩給你建，就想着去外邊學習一些水利工作的經驗，之後有機會可以回去做一點小小貢獻，就是這個想法。幹水利經常要跑野外，因為沒可能在市區中心搞水利工程，野外工作當然就比較艱辛。工作就是這樣，水利也好，考古也好，這個是工作的一部分，沒什麼好抱怨的。
當年港大念完碩士後，老師推薦我去一些美國名校，哈佛、MIT、加州伯克利都錄取我了，也給了獎學金，最後我決定去加拿大，加拿大的水利工程比美國做得更大，五大湖區有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博士畢業後就進了加拿大政府的電力局工作，它有68個水電站，20個核電站，有機會可以學水電、核電。我1980年代已經算是高管成員了，工程部門的總經理、總工。當時國家水利電力部部長錢正英帶了三位副部長來加拿大，政府讓我陪他們去看加拿大的水電建設，從西邊到東邊，看安全怎麼評估，地基怎麼加固等等。錢部長走的時候問我：改革開放了，國家要推動水利電力工業，你能不能抽時間回來參加建設？
當時還沒直航，一般先飛香港，香港再轉機到內地去。我每年都回來，全國七大水系我做過很多項目，黃河、松花江——國家當時要建設大亞灣核電站，我也參加過。一年回來幾次。1993年三峽建設要開工了，第一任總經理是原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陸佑楣，陸總跟我說：你以前管過這類大公司，你最好每個禮拜能來一兩天，碰到問題大家可以一塊研究。那時從加拿大回來，要飛20多個小時，如果每個禮拜這樣，那邊的工作不好交代。我就乾脆把家搬回到香港。在港大當老師，我帶研究生，旅行包就放在辦公室，講完課了就往內地跑。有大概十年時間，每個禮拜這樣跑兩天。我運氣好，我這樣技術背景的人，非常感恩有這個機會參與改革開放後國家的水利建設，到今天中國的水電行業已遠遠超過歐美國家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我們談到新中國的水電建設成就時，也不可避免地要談到有關內地大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的討論。比如1950年代興建的黃河三門峽水庫，最後與設計初衷相差甚遠。而圍繞長江三峽工程勘測立項興建的全過程，內地知識界也討論多年。比如曾反對三門峽工程的清華大學黃萬里教授，也強烈反對三峽大壩的建設。當然還有環保主義者的反對等。時過境遷，作為曾深度參與三峽建設的專家，您怎樣解釋這段歷史？
李焯芬：任何事情都有發展過程。我其實也是清華大學老師，在清華帶博士30多年。黃河三門峽工程確實是一個失敗經驗。這是建國後修建的第一個現代型大壩，委託蘇聯專家來建。為什麼交給蘇聯做呢？蘇聯建國後建過很多大壩，非常有建設經驗。不過，蘇聯境內的河流，除了伏爾加是南流到里海，大部分是北流到北冰洋。跟中國不一樣，它沒有什麼黃土高原，向北流的河流水非常清澈，沒有泥沙問題。當時中國專家包括黃萬里、張光斗等，很多人也都提到這個，但來華的蘇聯專家沒有太多經驗，也沒引起重視。從黃土高原沖下來的泥沙就進了三門峽水庫，越積越多。整個工程都是蘇聯在管，水輪機組也是蘇聯提供，沒多久發電機組的葉片就被打爆。只用了一年左右，整個水電站就停了。此外，由於黃河水位高，渭河的水流不進來，又造成渭南地區出現水災。中蘇交惡、蘇聯專家組撤走後，水利部組織專家商討如何處理，最後的辦法是在河床實施人工爆破，形成隧道，利用黃河的高水位把泥沙衝出來。現在三門峽水電站還能運行，不過不是很高效。從這個失敗教訓後，國家再建的每一個大壩下邊都會預留一排沖沙孔，保證泥沙能透過這些隧道沖出去。
這一塊黃萬里老師可能不是很熟悉。這個方案修建葛洲壩大壩時已開始實施，到三峽大壩時更設有26條沖沙道。而長江的泥沙遠比黃河的少，黃河流經黃土高原，長江沒有，長江是泥沙少、石頭比較多，實施條件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泥沙問題透過這些沖沙孔可以解決。黃萬里老師後來沒參加這些處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搞泥沙的專家對三峽大壩的泥沙處理還是很有信心的。
國家對上游水土流失的整治問題非常重視，1998年後推動生態水利建設，確實減少了上游泥沙流量。我可以提供圖表，比較中國七大江河水系的泥沙排放，現在黃河的泥沙排放相比以前，1/ 3都還不到。我去了一趟壺口瀑布，水源比較清，說明生態水利建設還是有成效的。現在回顧三門峽水庫，確實是一個失敗，這個錢正英部長也講過，今後要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把工作做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三峽工程後這幾十年，國家一直推動大型水電工程建設。其目的除了興利除弊、解除水患外，還可以利用水能發電，解決能源短缺問題。未來還會有更多大型水電工程項目上馬嗎？如此多的大型水電工程建設，是否必要？從國際經驗來看，比如美國、加拿大，它們現在的大壩是怎樣的情況？
李焯芬：過去這些年，金沙江上游修了很多大型水電站，像向家壩、溪洛渡、白鶴灘、烏東德，雅礱江上的錦屏一、錦屏二等，規模都相當大。像白鶴灘這些，一個電站的發電量就超過了香港的中華電力。
對比歐美國家，他們的起步比較早。美國的大壩大部分都是1950、1960年的，二戰後根據經濟建設需要建起來的，比如胡佛大壩。建設大壩主要用混凝土，混凝土的設計壽命是五十年。為什麼是五十年？念化學就會知道，混凝土裏的水泥成分有一些鹼性化學品，那些成分大概四五十年就開始衰敗。在香港我們也會偶然看到天花板上的混凝土掉下來。歐美國家的大壩大部分建於1950、1960年代，都過了設計期。也不單是大壩，舊金山的金門大橋也一樣。當然歐美國家的基礎設施包括大壩等，當年建得很好，很多都過了五十年，這樣現在就經常處於修修補補的情況。
我們國家起步比較晚。起步晚也有好處，就是可以用最先進的材料，最先進的設計方法。你想，60年前電腦都沒有，就是用手來計算，今天全部都是電腦，連做圖也是電腦，那這個技術水平就不一樣了。我國這些大型水庫多是過去十來年建的，還有很長的壽命期，而且現在中國做得遠比當年歐美國家要超前。至於未來是不是還要上馬項目，要看整個國家對能源的需求情況。我最早回內地的時候，國家還非常缺電，差不多每天都有停電時間。現在中國已是電力供應最大的國家，不但是中國用，周邊國家我們也輸送一些。
從未來國家的能源布局來看，中國已經向世界承諾，到2060年中國要達到碳中和的水平：就是少用煤炭，多用其他能源，減少碳排放。現實是目前大概2/3的全國發電量來自火電，其他大概15%是水電，4%至5%是核電，其他就是太陽能風電等。如果2060年要達到碳中和，那就要減少對火電的依賴，火電要從全國電力供應的三分之二減到20%左右，這是國家能源部專家的估算。那好了，如果不用火電，那用什麼補上呢？現代社會對電力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如何減少對火電的依賴？是不是要都改水電站，都改核電站，未來能不能有大規模的新能源？還不知道。可能要做一個方案，要不要建更多水電站或核電站？這是我們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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