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實習記者 何思熳 瀋陽報道）著名作家、紀錄片導演、故宮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祝勇曾跟隨兩岸故宮南遷路線重走萬里征程，用文字記錄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文物保護故事。同時作為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子課題「故宮文物南遷記憶再現與重構」的負責人，祝勇在近年來的創作中，將選材聚焦國寶南遷，聚焦故宮人以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今年推出的新書《國寶》就是以1933年文物南遷為背景，通過那文松家族的命運展現了故宮人守護文物過程中所面臨的生死抉擇與家國情懷。
在日前於遼寧瀋陽舉行的「瀋陽故宮營建四百周年系列活動——祝勇新書分享會」上，祝勇分享了自己創作的心路歷程。因工作之便，他曾多次訪問文物南遷所經之地，並採訪了多位親歷者，「了解越多，我越發覺得這段歷史有太多難以盡述之處，因此創作了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而小說《國寶》讓祝勇開啟了小說家的身份。「小說創作不能無中生有，不能閉門造車，它雖有虛構的成分，但必須基於歷史的真實事實，以此為基礎進行文學的二次創作。」
當談及創作初衷時，祝勇感慨在撰寫30萬字的非虛構作品《故宮文物南遷》時，接觸到大量歷史文獻、書信，以及一些發黃的照片，這些材料為他構建起一個將斷裂歷史連接起來的時空，也驅動了他創作出規模宏大的小說三部曲。在調研過程中，他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一些已故老前輩的人和事，「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家庭的悲歡離合完成了這樣一個使命，所以我們今天記錄的是大歷史事實，但他們的情感，他們命運的變化，被大歷史淹沒了，所以我第二部作品《國寶》就是要將這些人推出來。」
他還回憶起一個瞬間。一位1938年出生在南遷路上的老先生在南遷人大合影前駐足了很久，這是拍攝於1947年重慶郊區的全家福，老先生把照片上每一個人的名字一一說了出來，「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他們就是我身邊的人，我有一種寫小說、把他們的故事一步一步寫出來的衝動。」
1933年1月，隨着山海關的淪陷，在日軍的槍炮與轟炸中，故宮文物岌岌可危。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作出了艱難的決定：將部分文物分批南遷。這批文物共計13,427箱又64包，包括書畫9,000餘幅，瓷器7,000餘件，銅器、銅鏡、銅印2,600餘件，無數玉器，以及3,773箱文獻。1933年2月5日夜，第一批2,118箱故宮文物從神武門廣場起運。從此，文物隨着故宮人踏上了穿越大半個中國的遷徙之路。故宮人以書生報國的孤絕意志，發出了「人在文物在」的悲壯宣言，在戰火紛飛中完成了世界文明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文物遷徙。在抗日戰爭期間，故宮文物自華北而東南，又輾轉於西南諸省，歷時數年，行程數萬里，創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奇跡。
祝勇在分享會上介紹，從1933年到1965年，32年的南遷旅程，一代故宮人可能有半輩子都在南遷的路上。瀋陽故宮、北京宮苑和熱河行宮並稱為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寶庫之一，收藏有近20萬件清宮御用物品和內府秘籍。1914年，這裏的11萬多件藏品被遷往北平古物陳列所；1933年，部分藏品隨故宮文物南遷，輾轉數地，後遷至南京；1948年底，部分文物精品從南京遷往台灣。如今，這些文物分散保存在國內多家博物館，但它們共同擁有一個標識——奉XX號，學界稱之為「奉」字號。2016年，瀋陽故宮博物院舉辦了「曾在盛京——瀋陽故宮南遷文物特展」，讓一些「奉」字號文物回家探親。
《國寶》出版後，其第二部《山鳴谷應》已在《收穫》雜誌發表。祝勇透露，他將完成《國寶》第三部，「我把它稱為長河小說，它就像一條大河一樣，不是講一件事兒一本書就能講完的，而是一個歷史的長敘事。通過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事實、人物的命運，實際上是講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故事。因為中國文物南遷是在我們民族最弱的時候，最落後挨打受外族凌辱的時刻，實際上一直走到今天，故宮成為我們全國人民心中的文化聖地，故宮的成長演變歷程實際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所以我想通過《國寶》來真正體現這樣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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