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緯紋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其發展軌跡與全球城市理論高度契合。從Peter Hall提出的「世界城市」概念，到Saskia Sassen定義的「全球城市」功能，再到Allen Scott強調的「全球城市區域」協同體系，香港數十年來的崛起始終嵌入全球經濟網絡的深層結構。然而，面對區域競爭加劇與全球經濟格局重構，香港必須突破既有發展模式，擺脫現有產業結構與制度壁壘的制約。國際調解院總部的設立，不僅為香港法律服務業注入新動能，更成為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全球城市區域競爭力的關鍵支點，其調解民商事爭議、推動重塑國際規則的功能必須要突出。

上述學者先後指出，「世界城市」是國際經濟體系的「指揮中樞」，通過金融資本與高端服務輻射全球，並逐漸發展成為資本流動的「空間錨點」。進入1990年代，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城市以金融、法律、會計等生產性服務業掌控全球經濟命脈。香港作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以資本市場規模與自由度、普通法體系和完善的專業服務構成核心競爭力，而香港港口年輸送量逾千萬標準箱、國際機場貨運量連續多年高踞全球第一，也彰顯其全球物流節點的戰略地位。

善用本港及區域優勢

然而，單一城市的功能終有邊界。「巨型城市區域」和「全球城市區域」理論揭示頂尖城市須依託區域內其他城市形成分工和功能互補的網絡，這正好反映本港現今情況，並進一步證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重要意義。香港的金融與法律、深圳的科技創新、廣州的商貿製造、澳門的文旅與會展，通過日益完善的交通網絡串聯，形成土地面積和人口規模為全球四大灣區之首、經濟總量逼近紐約灣區、產業有序分工與競爭的經濟共同體。

儘管坐擁「世界城市」的光環，香港的深層挑戰仍不容忽視。香港以金融、地產和貿易為主的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其抗風險能力較為脆弱，在當前經濟動盪和變革中更顯危機。此外，香港的高營商成本和生活成本進一步削弱了競爭力。不過，更大的瓶頸還在於區域協同障礙，粵港澳三地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仍有待加大力度協調，而香港自身若要發展成為具主導地位的世界城市，也必須經歷一場質的變化。

突出「超級聯繫人」角色

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江，可為香港突破現局、功能升級轉型提供戰略支點。國際調解院總部選址香港，正是基於本港普通法體系、司法獨立性與國際仲裁經驗的不可替代性。可以預期，隨着調解院開始運作，香港起碼能在四方面作出質的突破。

在國際形象方面，國際調解院作為國際機構落戶香江，正好反映香港的中立性深受國際認可。在當前美國強推「去全球化」、不斷單邊「退群」、推卸大國國際責任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正好彰顯中國的大國擔當，堅持以多邊主義推動國際合作以達至互利共贏。中國日後可以更積極參與不同國際事務，以自身優勢和獨特性發揮居中協調的作用，為香港「世界城市」形象添上金融與經貿以外更高含金量的光環。

在法律服務層面方面，香港在已有的仲裁服務基礎上，通過國際調解院補足解決爭議的全條生態鏈，並可配合法律科技、跨境操作、法律文書翻譯等工具和工作，擴充高端法律服務場景。另一方面，香港可通過定向培養精通普通法、大陸法及「一帶一路」國家商事規則的複合型國際化法律人才，填補相關人才缺口；同時匯聚訴訟、仲裁和調解的教育、學習和研究人才，強化香港作為法律教研與創新樞紐的地位。

在經貿和物流等產業活動層面方面，面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供應鏈碎片化等挑戰，香港貿易與物流行業亟需從「轉口樞紐」角色轉向聯通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全球的「供應鏈服務中心」和「跨境電商」樞紐角色。國際調解院關鍵功能包括推動打造區塊鏈貿易融資平台，並提供高效爭議解決機制，如為數字倉單質押、跨境支付違約等新型糾紛提供專屬調解渠道，降低融資風險溢價。針對貨運時效所引起的法律爭議，國際調解院可設計專屬和特快調解程序，並與大灣區法院共建調解機制與機構，聯手解決貨權歸屬和物流責任等爭議。

降低融資風險溢價

最後，在大灣區單一市場層面，通過國際調解院向深圳和廣州等地輻射，香港可聯動前海和南沙自貿區創建「灣區調解走廊」機制，與前海「港籍調解員」和南沙「港澳專業資格」等政策聯動，建立跨界調解員名冊。香港調解員可經簡化認證後，在線處理內地企業涉外糾紛，並積極推動粵港澳三地商事規則銜接，令香港可吸引更多國際企業與機構落戶，甚至將高於現行國際的新標準輻射至其他調解院成員地區。

隨着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香港可積極推動內地和海外企業，萬一在與香港企業發生貿易糾紛時，選用香港的法律、仲裁及調解服務，全面提升香港「超級聯繫人」作用。更重要的是，香港可借助國際調解院，結合大灣區的規模與勢能，打造自身成為調解爭議的制度融合和創新實驗場，成為調解「規則塑造者」，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