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仙祠盂香亭,建築上保留了四位清太史親題的匾額與楹聯,極具文化價值。 作者供圖
●麟閣「立人之極」原匾,現已作為嗇色園珍藏文物,妥善保存。作者供圖
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作者:李耀輝(義覺)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晚清時期,中國內憂外患,有識之士為求救國,紛紛提出不同主張。1898年,康有為推動戊戌變法,其中一個重要理念便是「定孔教為國教」,提倡將「皇帝紀年」改為「孔子紀年」,並建議「自京師城野省府縣鄉,皆獨立孔子廟,以孔子配天」。然而,卻遭士大夫階層強烈反對,認為康有為「明似推崇孔教,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

至1905年,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廢除,儒家不再壟斷人才培訓體系,這也意味着康有為在國內推動孔教運動的失敗。然而,就在同一年,另一邊廂的香港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景象。《香港華字日報》於同月刊登了一篇報道,記述孔誕慶典:「廿七日乃孔子降生2456年聖誕,謹於是日停工一天,以伸慶慶祝。」宣告了香港孔學思潮的開始。

「孔學」在香港廣受華人支持,尤其在華商群體中,更以此作為族群的身份認同,以鞏固內部團結,同時建立有效的互助機制,以抗衡港英政府的種族歧視條例與制度。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先後成立了孔教學院(以孔教為宗教)和孔聖堂(以儒學為學術),不少華人領袖均積極參與其中。

嗇色園的尊儒傳統

早在孔教學院及孔聖堂成立之前,嗇色園實際已成立了全港首間孔廟——「麟閣」。而黃大仙師更早在嗇色園創立前,明確指示:「擬以三教合一,而申明其宗,彼道一風,無爾我之分畛域,方能成大同世界……」三教(道、釋、儒)同尊的思想,早已根植於先道理念中。

1921年,嗇色園正式成立,同年興建麟閣,奉祀大成至聖孔子先師、四配十二哲及歷代先賢先儒。創園初期,更制定了《壇規十七條》,提到:「鸞台、大殿、麟閣等處,應當潔淨。」可見,麟閣與大殿及飛鸞台(扶鸞活動場所)並列,地位不分軒輊。

當時,清廷已被推翻,士大夫堅守節氣,抱持「不侍二主」的信念,選擇南下香港,使香港成為保存傳統儒家文化的一方淨土。而本園在建立孔廟「麟閣」後,更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談道論學的場所。1927年,《香港華字日報》記錄了當年的孔子誕辰,不少前清進士與本園先道齊聚麟閣,誦讀儒家經典,由《大學》誦至《中庸》,再至《孝經》,字字鏗鏘。及後又發表演說,交流論道,侃侃而談!當時,甚至有進士入道本園,並寄住於黃大仙祠內。至1928年,孔聖堂正式展開籌備工作,而其中一位主要倡議者便是本園先道曾富道長(曾富於1922年入道,獲黃大仙賜道號「省覺」,並於1929年任嗇色園理事會正總理),為推動香港儒學發展開啟了新的篇章。

黃大仙祠珍藏墨寶

如今,黃大仙祠內仍珍藏着不少文人墨客的墨寶,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1933年建成的「盂香亭」。該建築上保留了四位清太史親題的匾額與楹聯,包括朱汝珍、賴際熙、吳道鎔與岑光樾,字跡遒勁有力,極具文化價值。其中,「盂香亭」亭名由朱汝珍親筆題寫,而朱汝珍正是當年的香港孔教學院院長。1962年,《華僑日報》便曾以《踏春好去處》為題,介紹黃大仙祠,更特別提及「盂香亭」及四位太史名家的書法藝術,彰顯其文化價值。

此外,黃大仙祠內還隱藏着另一幅鮮為人知的太史墨寶——麟閣殿內高懸的「立人之極」匾額。原匾為1935年由太史公溫肅所書,以感謝先道阮躍池道長慷慨捐資修繕麟閣。現今殿內所懸的牌匾乃1984年重製,雖保留了溫肅題字,卻抹去了題款。

百年仙祠與孔學思潮

嗇色園屹立香江百年,見證了香港孔學思潮的興衰起落,從戰前的盛極一時,到二戰後的逐漸式微。如今,大仙祠內依然處處可見孔學思潮留下的歷史印記,承載着這段輝煌的記憶。而本園亦緊遵三教同尊之理念,成為傳統與現代的重要橋樑,務求讓傳統文化在現代煥發新光彩。2018年,本園首辦「萬世師表孔聖先師啟蒙開筆禮」,大受歡迎。為此,本園徇眾要求,年年開辦,讓莘莘學子注重修身立德之本,學習為人之道,以此傳承儒家文化在當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