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讀書人來說，世界上最快樂的事之一，無非是和心儀的同道中人品茗對坐，縱論天下，共話桑麻。如果是兩位早已聲聞天下的學者不期而遇，有緣坐在一起華山論劍，又會碰撞出怎樣的思想火花？
日前，著名學者金耀基與葛劍雄聚首一堂，在《閱讀的力量與大學之道：在數字時代重尋人文精神》講座中，以「閱讀」為經，以「大學之道」為緯，帶來了精彩分享。●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這兩位學者，一位「90後」：今年2月度過90大壽生日的知名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金教授被公認為「中國現代化研究第一人」，人人尊稱金公，在香港文化、學術、教育界的德高望重地位，已毋須筆墨介紹，有涵蓋學術、散文、政論、書法等多種書寫在內的各類著作傳世。
一位「80後」，1945年出生的葛劍雄教授。葛教授是當代中國歷史地理領域最優秀的學者之一，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譚其驤院士，1981年獲碩士學位，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中國內地最早拿到文科博士的兩位之一（另一位是周振鶴），長期從事歷史地理、中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的研究。被時代耽擱，33歲才踏入學術之門的葛教授，後來的人生不可謂不精彩：「能寫《統一與分裂》這樣普及型的著作，也能撰寫六卷本《中國移民史》這樣的皇皇巨著；能讓復旦史地所保持頂級學術水平，也能在政協參政議政、諍諫時事，還能做電視嘉賓和微博大V……」葛教授曾任全國政協常委，以參政議政盡責著稱。2024年3月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聘為圖書館館長，由此長居深圳。
一位「90後」，一位「80後」，年雖高但活力猶在，不僅健步如常（葛教授當晚還遠飛非洲），思想之深刻、濟世之情殷，更是愈老彌堅。於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的慧心巧思之下，4月24日上午，兩位教授來到上環集古齋一間馨香素淨的雅室裏坐下，而一眾從本港乃至深圳北京等聞訊而至的文人雅士，也以掌聲和笑聲，恭聽智者的妙談高論。
讀書之樂
他們豐富的閱讀人生，當然是對話的重頭戲，兩人都有滔滔不絕的話要講。「對我來講，閱讀永遠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金公笑談自己的讀書緣起：「我從小聽過一個說法：幾天不看書，就會面目可憎，所以我盡可能地培養自己的讀書習慣。」他有一個獨得之秘：「鼓勵大家買書，根據閱讀興趣，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圖書館。」他開玩笑：「買書確實費錢，有的書很貴，但買了書不看那才是最貴的。」金公少年時代喜歡梁啟超和胡適文章，梁啟超的筆鋒常帶感情，胡適則說理清澈，這兩位對他迄今仍有影響。中學時期台灣著名現代派詩人紀弦為其國文老師，更培養起對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在台大法律系圖書館自修讀書的經歷，則為他後來的學術之旅奠定根基。
葛劍雄也分享閱讀給自己帶來的快樂。「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已經說了：我們真幸福啊，有文化，老了肯定有看不完的書。讀書過程中我確實取得了很大樂趣，如果一天完全脫離了知識，失去了長期形成的人文情感滋養，我覺得這一天恐怕就是白過了。」成長於內地那個特殊年代，葛劍雄的閱讀經歷則特殊得多。當時圖書非常匱乏，找不到書看，更沒錢買書，租書就成了葛劍雄當時的閱讀來源之一。「上海有一種小書攤可以租書，一分錢可以看一天，兩分錢可以晚上帶回去，明天再還。」初中二年級偶然看到了《牛虻》一書，他激動得一晚上都沒睡着：「那時剛到青春期，對人生有點迷茫，突然看到了牛虻這麼一個生動的人，他的人生故事，對我有很深影響。」另一本則是《第三帝國興衰史》，文革時期只在幹部內部發行的著名灰皮書系之一。「不僅這一晚沒睡，第二天還是睡不着：原來這些事都在破壞人類文明，都是喪失了理性。從此我開始從新的角度看歷史和現實。」後來葛劍雄寫過一篇文章—《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人生》。
金公閱世深矣，對閱讀與時代、國家、民族的關係，早有洞見：「我去過劍橋以後，感覺到閱讀跟一個文明的水準很有關係。從有沒有閱讀習慣，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民族的文明程度。現在的問題是，有時一個民族有很多人、很些書是被強迫去閱讀，這個民族就喪失了閱讀的快樂。而閱讀的快樂沒了，思想會變得貧乏。對個人來講，成長過程中如果能讀到各種書，長大後會比較包容，與世事萬物都比較容易相處。」
禁書與英文閱讀
談到禁書這個話題，兩人都興致勃勃。「書籍最怕的是被禁止，但是往往被禁止的書，是被人看得最多的。一個民族如果什麼書都可以讀到，這個民族的前途一定是好的。如果書籍能被自由出版，一個社會必然會走上健康之路。」金耀基介紹了他成長時期的禁書狀況：「台灣那個時候禁書很奇怪，凡是大陸有名的就會被禁，像社會學家費孝通的書就被禁了。但後來也印了出來，怎麼做到的呢？把『孝』字拿掉，就『費通』好了。」
葛劍雄也補充了一則逸聞，是歷史學家、元史專家蔡美彪告訴他的：「他的書台灣也印了，也是把中間的『美』字拿掉，蔡先生還自己幽上一默，這真是『掠人之美』啊。」講到這裏，聽眾無不捧腹，特殊年代的苦澀之笑。
兩位都談到了英文閱讀的重要性。「英語不是英國人的英語，也不是美國人的英語，是全世界人的英語。」金耀基從青年時代留學開始到中大教書育人30多年，「差不多80%以上書籍看的是英文」，「中英文都已變成吸收知識的重要工具」。
葛劍雄從特殊年代走來，更認識到外語的可貴。他從小就有語言天賦，青年時代跟着上海的官方廣播學習外語，至今仍能俄語、日語、法語脫口而出，可見當時記憶之深刻。他能以大齡青年身份考上研究生，跟他英語成績上佳不無關係。不過對這段記憶，他一覺得幸運，「要不是鄧小平的政策，我就沒機會了，算是趕上了最後一趟班車」；亦覺得苦澀：一個人有無成就，天賦和努力固然重要，時代機遇更重要—遇上一個荒誕的時代，多少人的青春就那麼荒廢了。
時間過得真快，兩位智者的對話，從容坦蕩，果然是珠玉四濺精彩紛呈，在他們或是輕描淡寫，其間的睿思和妙語，則讓旁聽諸位應接不暇，心神蕩漾。可惜更多話題未行展開即已曲終奏雅，這樣的雅聚不知何日再啟。內地曾流傳一個詞「兩頭真」，形容上一代知識精英，在逾越了難以言說的中年時代後，青年和老年都保持了真摯動人的生命歷程。這兩位「年輕」的80、90後，如此真氣流露，酣暢淋漓，或讓習慣說「躺平」的後輩們，看到了榜樣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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