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是從事文學工作的人，甚或念的也不是文科，卻因了張愛玲這個名字，與南來北往的文學符號牽扯上半生關係，這可不就是宋以朗的「半生緣」？宋以朗與媒體的接觸，大都因為前人留下的故事與舊賬，他作為一本「人形歷史書」，便自然承擔了傳承下去的責任。●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穴
2003年，宋以朗與其姐宋元琳原本都在美國工作生活，其母親宋鄺文美中風病重，急需要一人回港照料，事情看似無期，權衡之後姐弟倆「分配」了單身的宋以朗赴前線。然而，這卻成為了宋以朗無意間為自己後半生攬下的擔子，也成為了「宋家客廳」的一種不可名狀的文化延續。
在「宋家客廳」裏尋寶探秘
《宋家客廳》一書是圍繞父親宋淇徐徐展開的一本憶舊集，卻也是從其祖父宋春舫便開始的，加上宋以朗，可算是「屬於中國數代才子的一百年」。最精彩的部分當然各人有各人的喜好，但說起錢鍾書、傅雷、張愛玲，如此迷人的文學年代怎不叫人心嚮往之？那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的時代，群芳鬥艷，百家爭鳴，最不缺的便是才情、豪情、真性情。
因此，到了現在，該挖的寶藏也都慢慢浮出頭了，仍舊有人不厭其煩地問宋以朗：他們是怎樣的呢？與現代人追星倒也別無兩樣。對於旁人來說如珍如寶的「文學名人往事」，於宋以朗看來，無非是父親「退休後沒事做」的茶餘飯後閒聊，想來實在叫做文學研究的人妒忌得要命。「家裏有一張很大的白紙，上面就會寫這個是曾祖父、那個是祖父，類似像家譜一樣的關係圖。」他說。
而《宋家客廳》一書的面世，是因為《南方都市報》十餘年前邀請宋以朗寫系列文章，每周一版，以年為期，內容則是讓他自己作打算，「我從沒有打算要出一本書，講宋家的故事。」並非文科出身，宋以朗覺得「很辛苦」。「因為要我寫52個故事，每周都有編輯來催我：『在哪裏啊？』」他笑說。
集結成書之後，宋以朗才驚覺當中內容有一些錯誤，尤其是與姐姐反覆核實之後，挑出了這些小錯誤，那怎麼辦呢？「書都出了十年了，能怎麼辦呢？」不過，寫作的方法並不根據自己的揣測，「比如我不會去猜張愛玲是怎樣想的，一定是書信中有線索，才會寫出來。」他說。
個人的想法也有，因為很多故事都是從宋淇口中得知的，但宋以朗並沒有親身經歷，「例如我爸爸說當年與徐志摩及其一家都十分熟悉，而他當年見到的時候也只有十幾歲，他怎麼會知道得那麼清楚呢？正如我十幾歲見到張愛玲，我怎麼可能知道她的私事呢？因此我也留下了很多疑問，爸爸和我談過的那些故事到底有幾分是真實的呢？」如此代代口耳相傳下來，難免有些錯漏，宋以朗看得也很開，畢竟講古不是考古。
神秘的「梁文星」
倘若再把時鐘撥回到1952年，宋淇夫婦舉家從上海搬遷到香港北角，而宋以朗對上海生活有任何印象嗎？「我當時只有三個星期大，問我姐姐也沒有用，她只大我兩年。」他笑着答。事實上，彼時十來歲便出國念書，一待就是30年，要問他對香港以及那個著名的「宋家客廳」的印象，他的記憶也是寥寥無幾，更多的便是後來從若干書信中順藤摸瓜，千絲萬縷中得出的零散軼事。
好在，宋以朗是統計學博士，宋家老宅藏着文學歲月留下的一筆筆舊賬，他都一一翻出來，整理好，「這筆賬不屬於我，屬於文學界，是做研究的依據。」他如是說。在與香港文匯報記者談話中，宋老先生幽默得很，常把自己說笑了，記憶也精準得很，記得的他都說得清晰，不記得抑或實在不清楚的，他便直言確非自己經歷的，也不願意過多揣測。惟一件事情，他有自己的想法，便是父親宋淇的筆名。
文人吳興華在文革期間去世，與宋淇之間也是非常親密的關係，但箇中故事宋淇卻沒有詳細告訴宋以朗，「他的作品其實對香港文壇有很大的影響，但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往事，我後來有去考究過他的故事，得知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文壇出現了一個叫做『梁文星』的文人，卻沒有人見過、認識他。」
宋以朗猜測道，這些文章應該是由吳興華與宋淇討論出的一些意見，甚或某些都是出自吳興華的親身手筆，「但當時還處於文革時期，父親宋淇為了保護他的家人，便沒有太過清楚地講出來，甚至沒有告訴過我吳興華是誰，因此也沒有得到過證實，僅僅是我的想法。」
「我的證據是目前還有一些吳興華的手稿，而當中一些詩作的署名是『梁文星』，『梁文星』不是由宋淇擔任的中間人還能是誰呢。」宋以朗笑說。
「固執的」翻譯家傅雷
宋淇與好友們的書信來往，數量龐大，除了廣為人知的錢鍾書與張愛玲，宋以朗還在書中記載了額外的幾位，理由是家中有他們的書信，且數量不少。翻譯家傅雷也是宋家的座上客，傅雷曾是上海宋家房屋的租客，因此熟識下來，「他是很固執的，一定要將自己當成租客。」宋以朗說。
宋以朗的祖母去世的時候，傅雷將上海家裏的情況一五一十寫來，寄給香港的宋淇，「那封信寫得非常工整，我當時還未看到內容，便已經覺得很感動，也許內容寫的都是些細枝末節的小事，包括訂了牛奶被誰拿走了之類的趣事罷了，但傅雷非常重視。」足見當年文人墨客之間的情誼。
14箱遺物煙火氣得離譜
宋淇與張愛玲之間的過往，已被太多人傳播渲染，也算是淵源至深的作家，最大原因便是她留下的遺產全權交給了宋家處理，後又再交到宋以朗手上。「大家都認為張愛玲有一些非常明確的意願，但事實上當收到所有東西的時候是非常混亂的。」宋以朗記得，張愛玲去世的時候，有一份遺囑交代宋淇為執行人，需要他們去清理租住的房間中剩下的東西，「清單當中甚至有提到，房間中有一個冰箱，不需要運回香港，」宋以朗笑道，「統共有14箱的遺物由海運送回香港。」而這14箱的遺物，是張愛玲晚年時候隨手收拾，非常混亂，這樣的景象，似乎與她「華麗」的形象全然不符合。誰知道寫下了這麼多蕩氣迴腸故事的一代名家，清單中提出來「冰箱不要了」如此這樣的話，實在煙火氣得離譜。
「可能因此對我來說，這些文人的距離就很近，」但他說道，「這並不是說不浪漫，而是一些非常務實的事情落到了我父親和我的手上。」
處理張愛玲的文學遺產，對於宋以朗來說只是繁複，但是不算難。反而面對父親宋淇的往事，卻是麻煩的，「因為宋淇不是一個人。」張愛玲、錢鍾書都有非常明確的頭銜，但宋淇卻只能被稱為「搞文化的」，「他既進過電影界，寫過劇本，後來因為喜歡《紅樓夢》，又寫了一些研究的文章，卻又還有其他翻譯家、詩人等等的身份。」於是，最後整理宋淇與他人的書信，才能真正從中得到宋家客廳中留下的千絲萬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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