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為「唐宋古文八大家」兩個唐代代表之一的柳宗元，其山水遊記絕對是最能代表他的散文成就。此前，筆者談論過柳宗元的《永州八記》，今期就換個角度，說說這些山水遊記背後蘊含的人文精神。

在中國文學長河裏，山水遊記發源於《詩經·秦風·兼葭》的「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流經魏晉時期的謝靈運、陶淵明的山水田園詩，最後在唐代孟浩然、王維手上匯聚成川。而其中一條分岔的小支流，就是柳宗元的山水遊記。

雖然《詩經》是源起之處，但中段魏晉南北朝的助力卻最是不可小覷。

魏晉時期，曹氏與司馬氏發生了激烈的政權爭奪戰，不少「靠邊站」的文士慘遭政敵的毒手。於是，一些覺醒了的文士便故意縱情「藥」與「酒」，隱入山水之間，試圖逃避當權者的徵辟。

再者，在激烈的權力搏鬥中，就算是有志之士，也欠缺一展所長的空間，而且還要時時擔驚受怕，所以也跟隨遁入山林，試圖從自然世界的混沌無華中尋找精神寄託。

在歸隱山林的風尚的推動下，山水田園詩成為了魏晉南北朝詩的大宗。到了唐代，「隱逸」不僅成為了文人的風尚，更是某些別有用心士子的一條「終南捷徑」（此語出自唐·劉肅《大唐新語·隱逸》，大意是比喻求官或求名利的便捷途徑）。

「隱逸」的行為不只發生在信仰佛道的文士，其實儒家文士有時也會遁隱山林。無他，像《論語·述而》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已。

說回柳宗元，雖然他的同道韓愈早期對佛教並不太友好，寫了一些像《諫迎佛骨表》等文章，但事實上，韓愈反的是佛教的「異端」，而且其晚年遠貶潮州時，更與當地高僧大顛和尚（陳寶通）成了莫逆之交。這個現象好像挺陌生，但其實並不奇怪。

佛道思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與儒家思想接觸、碰撞。到了唐代，佛道思想逐漸更大量吸納傳統儒家心性思想，融合並建構出帶有三家特色的心性理論體系。而這也是佛道思想在唐宋二代對知識分子的刺激點和吸引力。

有別於韓愈，柳宗元對佛道從來都不是反感的，所以很大程度上，他是積極尋找三家心性論的契合處，並以之建構他自身的「以儒家思想為立位，融合佛道思想」的心性理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柳宗元建構這心性理論同時，也在利用這個理論去慰藉自己，讓自己能從「二王八司馬」事件中走出來。

從現存的散文看，柳宗元的山水遊記大多成於被貶永州之後，像《永州八記》等。在這些山水遊記中，柳宗元傾注了身世之感，而其筆下的自然之物，有時更會被他「擬人化」，作為他的化身去感受、經受山水自然之美。這大抵就是道家的「物我兩忘」、「物我為一」的思想，也是佛教的「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的「真如空性」。

雖然他的山水遊記富有佛道思想，但是甫遭貶謫的柳宗元並沒有放棄儒家濟世思想，只是這些「忘」「空」思想提供了一個宣洩口，讓他找到一個精神上暫時棲息之地。所以，他的山水遊記在展現遁隱的審美觀的同時，也流露出積極向上之息。

◆葉德平博士，香港作家，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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