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我經過中區大會堂時，看到一張有趣的海報，由一個宛如古代虯髯客的外籍人士作頭像，中間身體容納了教堂、大帆船、學校等不同建築物，設計美輪美奐，充滿大航海時代的特色，旁有文字寫着香港葡裔社群文物徵集行動。海報主事者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據悉該館擬策劃香港葡裔社群展覽，藉此徵集與該族群相關的文獻、照片及歷史文物，從而呈現葡裔社群多元紛陳的生活面貌。由此，觸發我書寫這個族群在香港留下足跡的點滴故事。
眾所周知，當香港開放防疫措施後，部分港人在春節期間到澳門旅遊，以解放三年無法外遊之苦。可曾想過昔日的葡萄牙人反倒是由一水之隔的澳門過來香港，生活自成一角？早期香港的學校、會所、教堂、墳場及印刷業，均與這群的葡國移民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從而印證香港在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中擔當樞紐的角色。
故事的開端可追溯至1841年香港開埠以來，由於地處優越，吸引了不同國籍種族人士來港從事貿易工作，當中包括葡人從澳門移居香港，成為最早及最多落地生根的非華裔族群，葡國政府的駐華商務總監辦事處亦一同遷往。其後，葡督亞馬留在澳門遇刺、颱風襲擊等，引發一波又一波的葡人來港定居。
扮演華英溝通橋樑
香港的葡人在1931年已增至3,198人，聚居於中環附近的堅道、些利街、雲咸街、奧卑利街、伊利近街，乃至九龍尖沙咀的柯士甸道、亞士厘道、諾士佛臺一帶。1930年代起，葡人逐漸移居港島跑馬地、九龍何文田及九龍塘等新開發的地段。葡人因能操流利英語，一直在香港扮演華英之間的溝通橋樑角色，從政府官員、商人、銀行及洋行管理層等都有其身影。
他們在香港構成了一個特別的社群，其社經地位比華人高，而比英國人低，當時的香港立法局甚至設置一個委任議席留予葡人代表，其中佼佼者便是布力架（José Pedro Braga），他是首任立法局葡籍非官守議員、潔淨局非官守局紳以及中華電力主席等職位，縱橫政經數十載，甚至在九龍有一條街道以他命名。
布力架在1871年出生，其祖父羅朗也（Delfino Joaquim de Noronha）是香港印刷業開山始祖。他讀書成績優異，曾獲獎學金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大學攻讀法律，遺憾上天造物弄人，因他兩位哥哥先後死於天花，使他回港繼承家族衣鉢。其後，祖父去世，他脫離家族生意，先後在《士蔑西報》擔任司理和路透社香港特派記者，1919年被港督任命為非官守太平紳士，1921年更被委任為危地馬拉駐港領事。
推動消除種族歧視
除了官運亨通外，他自己創立布力架公司，從事印刷及進出口生意，亦分別擔任中華電力等多間公司的董事，發揮了其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本色。而其公職生涯亦有聲有色，先後推動消除種族、階級及宗教歧視的運動，並向政府爭取興建兒童遊樂場，促使後來的兒童遊樂場協會成立。他更組織九龍居民協會，要求政府在九龍發展公共事業，是香港最早的政治組織之一。
當然，不得不提的是他在立法局擔任議員期間，極力為葡人、華人爭取權益，並致力關心新界農業，於1932年舉辦農產展覽會推廣香港特產。
同時，他在立法局提出議案要求取消中文報章審查，雖未能通過，但也使這不公平制度在戰後逐步取消。1937年至1938年期間，他聯合在立法局葡籍議員廖亞利孖打（Leo D'Almada），促使政府處理香港租金過高及迫遷，最終政府於1938年訂立《防止迫遷條例》改善居住問題。
由於他長期為葡人權益發聲，在社區中深孚眾望。1942年，他被當時澳門總督戴思樂委託撰寫一本關於葡萄牙人在香港與中國的歷史書，可惜尚未完成便於1944年去世，最後由其兒子J.M.布力架完成，名為《在香港及中國的葡萄牙人》。總括而言，布力架一生竭盡所能貢獻香港，為葡萄牙人在香港歷史書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 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載《新亞論叢》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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