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主要創辦人、著名報人徐鑄成生於1907年，不到20歲就開始做記者，至1991年去世時，從事新聞工作有60多年。徐鑄成在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今年，由徐鑄成嫡孫徐時霖整理的《徐鑄成日記（1947-1957）》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呈現1947至1957年間，徐鑄成有關解放戰爭、開國大典、朝鮮戰場、一屆人大、蘇聯之行等磅礴歷史的見聞與思考。閱讀這卷鮮活細膩的日記，如見一部重要的個人史、報史和新聞史的重要史料。◆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徐鑄成日記（1947-1957）》根據徐鑄成的手稿首次整理出版。徐時霖對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道，在祖父去世後，家人着手整理推進出版他的遺作《徐鑄成回憶錄》。1997年，當時三聯書店的總編輯董秀玉在編輯審稿過程中，看到回憶錄書稿中大量地引用了日記，於是提議整理出版這部日記。祖父在幾十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但由於生活顛沛和工作繁忙，他的日記時斷時續，初步查閱，現在遺存的部分約有70萬字。這卷在內地新出版的日記，從徐鑄成現存的日記中選取了1947年、1949年、1951年、1954年、1957年這五個片段，分別記述了作者擔任上海《文匯報》主筆、作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籌備會候補代表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赴朝鮮慰問志願軍、參加第一次全國人大會議、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期間的主要經歷，並依據徐鑄成筆記檔案和相關史料做了大量豐富詳細的註釋。
凡有疑問即有交代
「作為新聞工作者，祖父親歷和見證了中國現代史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他的日記和採訪筆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也是真實的歷史紀錄，反映了一代報人和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徐時霖說，不過由於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特點，祖父的日記常常是日記和工作筆記、採訪紀錄和個人的日常事務相混雜，需要認真鑒別和整理。同時大量的文字使用連筆和速記符號，識別也需要花費很大功夫。
在徐鑄成日記的特約編輯李志卿和項瑋看來，日記作為一種私密文本，具有非公開寫作的性質，因此會有很多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密的內容。編校過程中，最困難的是需要核對作者特殊時期的日記手稿，比如朝鮮戰爭時期的戰地日記，當時不可能有伏案寫作的環境，很多時候只能窩在角落或顛簸的汽車上記下幾筆，或者在志願軍代表做戰地報告時速記，有些記號性的文字、圖案無法辨認，結構也比較紛亂。值得一提的是，日記裏有很多人物、事件、地點等信息，有些對於新時代的讀者或有些陌生，需要相應的「解讀」才能了解。徐時霖為此專門學習了有關日記整理校勘的知識和學術規範，並閱讀徐鑄成先後工作過的《大公報》和上海、香港《文匯報》歷史，為日記出版做了大量註釋，盡量做到「凡有疑問即有交代」。他還把日記原件借給出版社對照辨認，對結構混亂的地方反覆討論，盡可能理解作者的意圖，呈現當時的原貌。
常夢伏案荷李活道斗室寫社論
徐鑄成參加《文匯報》的經歷，主要有五個時間段：一是1938年2月至1939年5月的上海《文匯報》，二是1946年3月至1947年5月的上海《文匯報》，三是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香港《文匯報》，四是1949年5月到1956年3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是1956年10月到1957年7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次任職，五次中止，五個斷續的短暫時期，使他走上了報人生涯的巔峰。」徐時霖評價，其中，在香港《文匯報》是徐鑄成最緊張、最有挑戰性的一段。但是，在祖父遺留的日記中，沒有發現1948年有關香港《文匯報》籌劃創辦的部分，「是沒有寫，還是以後遺失了，原因不詳。」
徐鑄成在香港《文匯報》工作期間的同事，徐時霖小時候在上海見過的有欽本立、柯靈、唐海、梅朵、崔景泰、陳欽源、黃立文、姚芳藻、戚家柱、任嘉堯等前輩，他們都是當時的知名編輯記者和報業管理人員。「當時創業的前輩，還有馬季良、胡星原、孟秋江、金慎夫、梁純夫、陳朗、劉火子、溫崇實、鄭拾風、方亢、石方禹、蔣文傑、米谷、唐君放、王思曙等，還有浦熙修等在上海南京的『地下』記者。」徐時霖說，他工作以後又認識了詩人公劉、經濟學家楊培新等，他們都是當時香港《文匯報》的骨幹。
徐時霖還介紹了一個細節，祖父在1980年到訪香港《文匯報》，交流時，他將上海《文匯報》和香港《文匯報》比作「兩個兄弟」，只不過香港《文匯報》在香港「懷孕分娩」，半年後就交給別的同事撫養，而離別30年，祖父總是想念她：「有時，常常在夢中伏案荷李活道的斗室中發稿子、寫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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