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的人生堪稱傳奇：十歲(1957年)隨家人從內地赴港，中學畢業後進入報界，從馬經、狗表的校對到參與籌建香港三聯書店編輯出版部，其間參加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活動，攻讀紐約大學出版、雜誌學專業，1991年接掌金庸親自創辦的《明報月刊》……香港文學的三種向度——民族性、本土性、世界性，在潘耀明的傳奇經歷中得以精彩演繹。
陳慶妃：從您的傳奇人生中，我看到香港與內地的精神連接：香港人和衷共濟、自強堅忍的「獅子山精神」以及閩南人「愛拚才會贏」的冒險與闖蕩性格，毫不誇張地說，香港成就了您。但我也很好奇，十歲離鄉的少年對家鄉的情感與認同度如此之深，如果簡單地歸結為血緣關係，明顯闡釋無力。赴港之後，到底是哪些因素使您如此愛港又愛鄉?
潘耀明：我的養父是菲律賓華僑，我與養母屬於僑眷。華僑秉承了愛鄉愛國的優良傳統，我的小學及中學都是在愛國學校接受教育。閩南家鄉是貧瘠的、蒼白的，也是生我育我的地方，大山的記憶常縈迴在夢鄉中。
香港是我的第二個故鄉，在這個蕞爾小島，因父親在菲律賓另組織家庭，命運把我與養母打入社會的最底層。我們當年以月租六十元(港幣)租了一個沒有窗子、只能放一張雙架床和一張可開合小桌子的小板房。為空氣流通，板房頂部沒有縫合。我在上架床甚至可以窺見隔離板房租客的一舉一動，沒有一點隱私可言。
小學求學時期，我的早餐和午餐是用兩毫子在麵包店購買兩個隔夜麵包。文盲的養母在製衣廠找到剪線頭的工作，我的課餘時間都在做穿膠花、鉗拉鏈頭的零工，賺零用和課本費，有空隙時間就向附近社會福利署轄下的圖書館借閱文學類圖書。
我掙扎過、痛哭過、苦鬥過，閩南人的不服輸精神往往從絕望中讓我重新燃起希望的星星之火，像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兢兢業業，刻苦耐勞，熱愛生活，窮而志益堅，不墜青雲志。
陳慶妃：冷戰時期，兩岸封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香港成為華人世界情感溝通和信息交換的中心。作為轉口貿易港，香港對內地的經濟貢獻可以用數據衡量，而凝聚港澳台及海外華人的精神世界，在沒有體制支持、文化資助的商業社會，香港文化人的堅守與努力更為令人感佩。您能談談冷戰時期香港文化界是如何維繫海外華人與港澳台及內地的溝通與聯繫嗎?
潘耀明：我曾說過，香港是國際文化的窗口。海峽兩岸被西方稱作「鐵幕」的年代，即由1949年至1978年內地改革開放為止的30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這裏說的「鐵幕」在實際意義上不純是指內地，台灣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陸文化特別是文學作品採取閉關政策，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下，把來自對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視作洪流猛獸。
香港在兩岸之間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在那個年代，不少香港人回內地探親時通過口傳、地下渠道，把台灣的文化與西方文化迂迴地傳達到內地;同時，也把內地的文化信息，特別是「五四」以迄的新文學作品，如魯迅、冰心、巴金、錢鍾書、王辛笛、卞之琳等人的作品，從香港悄悄地捎到台灣。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台灣於1991年解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止。
上世紀80年代，台灣的柏楊先生曾委託我代組織「當代中國大陸文學系列」，包括賈平凹、莫言、王安憶、舒婷、馮驥才、張承志、韓少功、史鐵生、陳建功、劉心武等十個當代大陸作家開始登陸寶島。這些稿件全部通過香港中轉，因兩岸仍未通函，柏楊出版這套書是有政治風險的，按台灣「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柏楊很易惹上「通匪」的罪名而下獄。
1949年後，內地與台灣、西方交往並沒有直接通航交通工具，香港為其中轉站。
1986年，內地出訪美國的第一個作家代表團，由當時中國作協黨委書記馮牧帶隊的，其成員包括張潔、蔣子龍、馮強、舒婷等，就是經過香港輾轉飛美國的;還有包括後來當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等作家代表團赴台灣訪問，由於兩岸仍未通航，來回台灣也是經過香港，他們經香港都是安排由香港三聯書店負責、由我具體接待的。
1979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舉辦的「中國周末」(由聶華苓、保羅·安格爾主辦)轟動中外，海峽兩岸作家因政治原因隔離三十年後，在這裏第一次(自1949年後)相聚，與會的內地作家蕭乾、畢朔望來迴路程，也是經過香港轉赴美國和返北京的。其後艾青、王蒙、丁玲、吳祖光、茹志鵑、王安憶等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都是以香港為中途站的，大都是由我出面接待或安排的。兩岸未開放三通後還沒有直航期間，兩岸的作家和文化人的互訪和交流也是通過香港這一樞紐的。
陳慶妃：1970年代末，隨着中美關係的改善，冷戰開始融冰，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海外華人文化圈慢慢重建。重建過程幾乎超出我們想像的快，這與香港文化從未中斷與母體的聯繫有關，也與香港文化人的使命感有關。從疏離到親近，香港的中國人經歷了什麼樣的心境轉換，香港文化人經歷了怎樣的角色再定位，《明報月刊》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您能談談相關情況嗎?
潘耀明：《明報月刊》是金庸於1966年創辦的，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金庸為保存中華文化傳統文化，因而創辦了《明報月刊》，希望藉此傳承中華文化的薪火。《明報月刊》創辦到今天已有56年歷史，是海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文化雜誌，對推動中華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着不可取替的作用。1991年，我開始接手主編《明報月刊》。
《明報月刊》作者名家如雲。中國最初的傷痕文學、陳若曦寫的如《大青魚》《尹縣長》《耿爾在北京》等，都是70年代在《明報月刊》發表的。聶華苓《桑青與桃紅》在台灣《聯合報》連載，因政治原因被腰斬，也在《明報月刊》全文登載。此外，60年代後期，在內地的無名氏(卜乃夫)輾轉託人把《金色的蛇夜──續編》帶來香港，於1979年9月至1980年5月在《明報月刊》連載。
金庸曾撰文指出：「我們創辦《明報月刊》，目的就是希望盡力保存中國文化。《明報月刊》的基本風格、基本使命，還是維持到現在，我覺得《明報月刊》在海外跟中國文化事業上，起了一定作用。《明報月刊》的作者幾乎包括了與中國文化知識有關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說得上是『群星燦爛』。」
白先勇認為，《明報月刊》「樹立了一種特有的人文精神。直到現在，她的優良傳統都得以薪火相傳，一直是世界華文讀者的重要精神糧食」。
陳慶妃：《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一書回望1980年代以來您與海內外著名華人作家、學者的交往，以手跡手稿與文學書寫還原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曾記錄的香港文緣。許子東曾說，在香港推動華文文學界交流，使香港文學在大眾文化場域中發揮特殊的文化政治效應，這方面的工作，沒有人能夠超過潘耀明。請問您是如何自我期許的?香港的故事要如何繼續講下去?
潘耀明：許子東教授謬獎了，我視作是對我的策勵。《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中抒寫的老作家們都是在拚力與時間競賽的人、用生命寫作的人，經歷了生命的各種磨難和艱辛，他們仍然熱愛文學，爭分奪秒地窮餘生之年去寫作，把過去被虛耗的時間掙回來……正是「日既暮，而猶煙霞絢燦;歲將晚，而更橙橘芳馨」(洪應明《菜根譚》)。他們的道德文章仿如高山仰止，都是我文學道路光輝的楷模和鼓舞力量。
我的文學起步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與學者及作家曹聚仁相識，曹聚仁經常勸導我們年輕人，「你們都是文藝青年，最好趁年輕選定志向，給自己訂立一些文化課題，下點苦功夫，日積月累，將來肯定會有所成」。我把這話聽進去了，因長期涉獵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對相關作家也開始關注，收集現代中國作家的資料，並加以編號和做索引。後來內地開放後，經常赴內地拜訪和訪問這些作家，核實作家資料，在與多位名家近半世紀的交往中積累了近千件手稿及書信。《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是從近半個世紀的積累中整理出來、發而為文的其中一部分。我還在繼續這項繁重的工作。
對香港原創文學的發展，我感到擔憂。我曾指出，「相較於影視、表演藝術等領域，特區政府在文學方面的投入一直很少，因此我也擔憂香港原創文學的未來發展」。希望可以藉此書令大家看到文學的歷史與價值，如同書名所言，令心向文學的情感在人們心中一直流動。
【個人簡介】
潘耀明，筆名彥火，福建南安人，《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文綜》社長兼總編輯、香港作家網社長，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會長。著有《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名家手跡背後的故事》等26部著作。
陳慶妃，福建松溪人，文學博士，華僑大學文學院、海外華人文學暨台港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海外華人文學理論與批評」方向碩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監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華僑華人文學、香港文學。
(來源：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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