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生效11載 一蟹不如一蟹 至今低過拎綜援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自2019年起凍結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進行公眾諮詢，此舉將直接影響一眾基層打工仔及其家人未來兩年的生計。香港《最低工資條例》生效11年以來，領取最低工資的人數比例由最初佔全港人口6.4%，大跌至0.7%，最低工資受惠人口減少，是他們已「脫貧」？似乎未必，因為期內貧窮人口反增27.6%。正領取每小時37.5元最低工資的工廈保安員回顧過去11年，只有最低工資實施首幾年感受到生活獲明顯改善，後期卻發現人工加幅都被通脹蠶食，生活漸見困難，「一半人工交完租和水電後所餘無幾，早餐麵包充飢。」他最怕是收到「紅色炸彈」（喜帖），「幾百元『人情』好揦脷（昂貴）！」最諷刺的是，打工賺取最低工資養家，隨時比領取綜援金還要低，試問勞力值何價？◆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11年5月1日，《最低工資條例》實施，為保護香港勞工權益寫下歷史一頁。當年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定為時薪28元，隨後「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條例實施首幾年均是每兩年都調升一次，升幅介乎6.2%至8.7%，以追趕通脹升幅。惟2019年香港遭受黑暴摧殘後，經濟走下坡，法定最低工資便由2019年起持續凍結，維持時薪37.5元。
最低工資委員會正就新一輪最低工資水平進行檢討並諮詢公眾至本月底，但勞工界、學者及議員均指現時的檢討機制存在不少弊病，促請作出調整，例如以一條方程式計算以取代勞資漫長的磋商過程。
不敢出席親友敘舊
71歲的工廈保安員鍾哥入行逾30年，見證「最低工資效應」由強變弱。他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1991年入行時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12小時，月薪約3,000元，最低工資實施前月入也不足5,000元、時薪不足16元，條例生效後即獲加薪75%。惟加薪黃金期一去不返，條例生效後他每兩年獲加薪一次，每次加幅不足一成。2019年以來，他一直領取37.5元時薪，每日工作10小時，幸僱主體恤老僱員，放假仍然計薪，月入才有11,350元。
鍾哥現居於青衣公屋，每日往元朗返工。之前他在上水一個百多方呎的村屋單位獨居，每月租金約4,000元，連同水電費等每月最少開支約5,000元，已佔去其月薪近半，故每周伙食、交通等日常開支嚴格控制在1,000元以內，「生活確實過得很艱難，早餐只能以麵包充飢，社交活動也盡量可免則免。」
他的生活相當單調，無娛樂、無社交，即使親友相約飲茶敘舊他也不敢出席，就是怕「使凸咗」，最驚收到「紅色炸彈」（請帖），「有人請飲總不能不出席，幾百元『人情』好揦脷，但無得避。」他2016年年滿65歲合資格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只得19萬元，幫得多少？只有當入不敷支時用來應急。」
需留錢買防疫物資
新冠疫情肆虐下，他雖然倖免於被裁員，但卻被騰貴的物價逼得喘不過氣來，「疫情下，經濟唔好反而物價係咁升，仲要預留一筆錢買防疫物資。」物價有升無跌，工資卻一直被凍結，人工變相被通脹蠶食。鍾哥表示：「最低工資2011年推出時，一下子獲加薪數千元，確實令生活大有改善，但之後時薪水平增幅太慢，加上2019年並無上調，等於機制發揮不到作用。」他直言，基層打工仔的購買力及生活水平在過去幾年一直倒退。
最低工資生效之初，不少人寄望它是打工仔的「保護網」，惟鍾哥認為公屋「保護網」的作用更勝最低工資，去年他終於成功獲配公屋，租金開支由住村屋時的4,000元減至千餘元，額外多3,000元使費便鬆動多了，加上已合資格享用「2元乘車優惠」，節省返工的車費開支，進一步紓緩生活壓力。
想領綜援 終靠自己
領取最低工資的生活捉襟見肘，反觀若他申領近4,000元的綜援標準金，縱然不及打工的收入，但由於綜援戶獲租金津貼等其他福利，生活壓力隨時比打工領取最低工資為輕。鍾哥坦言曾萌生過申領綜援維生的念頭，但最終仍想自食其力，「既然我仍有能力工作，為何要政府養呢？」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