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作者：上野千鶴子

譯者：鄒韻、薛梅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上野千鶴子是東京大學著名的「硬核教授」，她著於1990年的《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於2020年首次引入內地，因適逢「離婚冷靜期」、「三胎政策」出台之際，在簡體中文網絡上為「女權主義」熱潮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成為了「網紅教授」。本書圍繞「家庭」的建構和「家務勞動」兩個核心內容，在「背景理論」和「現實分析」兩個維度展開論述。上野的兩大理論武器是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用以闡明近代社會的壓抑結構。上野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將近代工業社會中的階級統治模式命名為「資本主義」，「女權主義者」將資產階級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產生的性統治模式命名為「父權制」，而「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把「階級統治」和「性統治」看作獨立的變量，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固有壓迫模式是「父權制資本主義」，女性不僅受「資本主義」的壓迫，還受「父權制」的壓迫。張愛玲說過，只有年輕人是自由的，年紀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習慣的泥沼裏。上野認為，家庭是統一管理性和生育的社會領域，通過「婚姻」這一制度，男性對女性勞動形成了統治，這是父權制所依據的物質基礎。在父權制傳統根深蒂固的東亞社會裏成長起來的人，對「性別」和「世代」種種不平等關係的習慣和麻木已經內化入了潛意識。在「不平等」的家庭中，女性承擔着沉重的育兒、養老和家務負擔。日本前兵乓球冠軍福原愛在結婚生子後，曾想請保姆照護孩子，然而老公卻嗆聲道：「照顧小孩是女人的事，保姆費你自己出吧！」在當今這個財富至上的時代，家務勞動在很多社會形態裏仍然是理當由妻子包的無償勞動。與男性在結婚之後，家庭地位、社會地位和個人財富（甚至妻子也是屬於他的個人財富）的上升伴生的，是女性生產勞動（僱傭勞動）者和再生產勞動（生育和家務勞動）者雙重角色之間的時間衝突所導致的收入下降。

社會學家Emilia Leinonen指出，照顧工作的「隨叫隨到」原則是家務承擔者精神痛苦和能量消耗的主要原因，她們需要時刻準備着，以滿足丈夫、孩子和老人的被照料需求。由於不是一份工作，因此沒有上下班時間，永遠無法得到休息；亦由於不是一份工作，因此是無償勞動，在所有勞動中處於最底層。從事無償家務勞動的已婚女性在家庭與社會結構之中處於最底層的位置，卻被整個父權制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犧牲品貢上「母職」的道德祭台，世代無法擺脫被壓迫的命運。上野將家務勞動稱為「以愛之名的勞動」，認為給「愛」和「母性」賦予象徵性的價值並將其推向神壇，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榨取女性勞動的意識形態機制。要想解除這種以愛為名的壓迫，只有通過改變現實的物質基礎，即制度與權力結構才能達成。

在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國文老師以「愛」之名，藉助教育體制、性別和年齡賦予的權威，控制和佔有了小女孩的身體和精神，導致了她的最終幻滅。也許每一個小女孩都曾經幻想過愛情，也許每一個小女孩都終要經歷幻滅。幻滅並不一定導致心死，也可能是昇華，教我們「收餘恨、免嬌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戀逝水，苦海回身，早悟蘭因」。愛情與婚姻本沒有關係。陳寅恪認為「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是不沾情慾、不染紅塵、至純至真的；而婚姻是「建立政治和經濟同盟的途徑」。如上野千鶴子在《厭女》裏寫到，婚姻是通過「女性在複數的親族集團之間的交換」而建立起來的兩個男人（或男人集團）之間紐帶的媒介物。只有到了十八世紀末，隨着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逐漸形成，「再生產」的自由市場，即基於自由戀愛的婚姻才逐漸成為一種社會理想。愛是珍貴的。世界幽暗無邊，而「愛」是落在深海沉船裏的金子，是珍貴又易逝的黃昏的光，注定是必朽之物。「人在愛慾之中，獨生獨死，獨往獨來，苦樂自當，無有代者」，終要懸崖撒手，歸於大荒。當婚後的家務勞動將灰姑娘的潔白手指磨得粗糲，高唱愛之歌的夜鶯正在被荊棘刺痛胸口。也許有一天，無數被困於「家」的金絲籠的灰姑娘和夜鶯們會醒悟，愛情和婚姻是兩回事，以愛之名的家務勞動與以「人的再生產」為目的的婚姻，亦是買一送一的不平等交易。

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老子對「成理」的解釋是「牝常以靜勝牡」，持有母系氏族社會的世界觀。天地和自然的道理，本自坦坦蕩蕩地存在着，但並不作出解釋，等待着我們去發現。上野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一直都在干涉社會性別，而這種干涉行為與平等和自由的「神話」背道而馳。我幻想終有一天，當平等和自由真正屬於每一個人的時候，愛、婚姻和家務勞動的法則也終將回歸於四個簡單的字——愛人如己。●文：高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