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藏品的序列，可窺見藏家的追求與取捨；心愛之物的背後故事與其主人性情之間，總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香港著名收藏家、敏求精舍會員鍾棋偉，他的懷海堂以收藏明清官窯瓷器著稱，卻自言非「好古之人」；可以為買回失散藏品飛越大半個地球，但又稱於拍賣場上從不抱「非買不可」的執念。撇開這種種「矛盾」，褪去所有頭銜的他更像是一個孜孜不倦的赤心學子，從他身上，我們或可清晰見到「敏以求知」的熠熠光彩。●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談起收藏之路的起點，鍾棋偉說自己在少年時就有收藏郵票，到中學畢業時已經有一筆豐厚可觀的收藏，「不過我年輕時不知，郵票是『死』的收藏。」他清楚記得，自己是在1982年11月購買了人生中首件「正式」藏品，一件道光黃釉劃花碗。未幾，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關善明博士的「關氏所藏晚清官窯瓷器」展覽，他前往多次參觀興致不減，又將藏品圖錄翻來覆去地研讀，冥冥之中與官窯瓷器結緣，開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
瓷器升值潛能並非無限
走過40年收藏路，鍾棋偉見證了瓷器市場的變化與藏品價格的巨大升幅，但他始終覺得，瓷器藏品有升值空間，但不是潛能無限，不似油畫那般「天之驕子」可以拍出天價。最初購藏時，他並不是有目的地收購瓷器，只是常通過關善明博士購入，不太費心機選擇：「他有什麼，我便收什麼。那時官窯瓷器普遍價格不高，道光年間的尤為便宜，只需幾千蚊。」但未料到今日，道光時期藏品價格竟翻升百倍，「十年前我賣掉了一些道光（藏品），可能放到今日賣會更貴，但我沒有後悔。」
除了賣出，鍾棋偉還多次將藏品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香港藝術館，中大文物館於2019年舉辦的「皇朝禮器」展覽，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由鍾棋偉捐出：「當時前館長告訴我，郭家彥（Iain Clark）博士捐了十幾件瓷質禮器，但要做展覽未夠數目，我就將自己從乾隆到光緒年間的祭器藏品全捐給了他們。我不喜歡捐一部分又留一部分，太難看。」因為他的捐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在是除兩個「故宮」外藏有最多皇朝禮器的博物館，而年代之全、顏色之多，則更勝過兩個「故宮」的藏品。
拍賣不愛競高價
鍾棋偉坦言，自己不喜歡藏品被炒賣到離譜的高價：「我會看自己的消費能力，很貴的，再好我也不買。」他亦很少在拍賣場上與其他買家爭搶，除非是為展覽籌備特定藏品。為尋覓珍藏，鍾棋偉尤為熱衷於研究拍賣圖錄，他會仔細研讀後，剪出自己喜歡的藏品頁保存好，其餘就捨棄。比起拍賣行提供的電子版資料，他更青睞厚厚的紙質資料捧在手裏的實感：「我是『舊傳統』的人，一直都是靠讀拍賣書學習、做筆記，書以後也可以變成很珍貴的資料。」除了圖錄，他還經常找學者專家的學術論文來研讀，不少藏品就是因為透過論文了解，才決定購藏：「那時還不識Google，讀英文論文我就靠翻字典。下一代也許更digital，但收藏不能貪圖方便，需要畀心機，有很多東西需要研究。」
而之所以將藏品大量捐贈給中大文物館，鍾棋偉是希望校內的學者可以利用這些藏品做更深入、創新的研究：「我整天思考很多問題，但沒有時間研究，不過可以給出一些建議，比如可以做什麼研究題目，用什麼角度去做等等。這些藏品他們可以研究，又可以拿來展覽吸引人來看，使得其所。」
有感「甲午」之恥出畫冊
「年輕時我不是『好古之人』，因為覺得中國史是『辛酸史』，過去不強大，讀來心裏淒涼；不過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了。」鍾棋偉有一批特別的收藏，是日本畫師繪製的描繪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錦繪，緣起於他曾在山東省威海市甲午戰爭博物館參觀，讀到鄧世昌於戰爭中英勇奮戰最後壯烈殉國的事跡，心有戚戚，於是前後數年在拍賣場上買回這250幾張錦繪，又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幫助下出版圖冊，贈予全港大學、中學每校各一本。「古者不以言敗為恥，而以不能雪恥為恥」，鍾棋偉希望這本圖冊可以為今人開闢看待歷史的另一個視角，讓後代記住這場侵略戰爭為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更明白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並從中吸取教訓。
鍾棋偉堅信，藏家無論收藏什麼，都要可以用有限的藏品，講出一個好故事。因此在價位合適的前提下，他考慮購藏的另一重點就是：這件藏品是否可以補充自己已有的藏品序列，講出更出彩的故事？「我最鍾意就是儲存系列，但很多藏品可遇不可求，我花很多時間全世界尋找。」秉持這一原則，他已擁有不少珍貴的「講故仔」系列，並透露明年他將與香港藝術館合作，舉辦一個以明朝嘉靖皇帝為主題的展覽，用藏品講述這位獨特的皇帝一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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