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兩期，本欄討論了孔子的「個人財富觀」；今期轉一轉話題，討論孔子的「社會財富觀」。前者指的是一個人怎樣看待自身的財富；而後者指的是社會上的財富應如何產生、積存、分配、運用等。孔子主張「藏富於民」，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一切以人民利益為本。

有一次，魯哀公問孔子的弟子有若：「今年五穀歉收，國家財用不足，有什麼辦法呢？」有若回答說：「為什麼不實行十分取一的稅法呢？」魯哀公說：「實行十分取二的稅法，我還嫌不夠用，怎麼能實行十分取一的稅法呢？」有若回答說：「如果百姓用度足，國君又怎麼會用度不足呢？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國君又怎麼會用度足呢？」寧可政府支出緊縮些，也要保證人民有足夠的錢糧過日子，因為國家的根本在人民，這是一種可貴的「民本」思想。

《論語》還有一段記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康子是一個諸侯國的大夫，財富比身為王室重臣的周公更多，但仍搜刮聚斂，下對不起人民，上對不起國君。冉求不去勸阻季康子，還要為虎作倀，替他四出搜刮錢財，難怪孔子大怒，不認他作弟子，還要求弟子們一起去聲討他！

那麼，要是人民富起來了，治國者又該怎麼辦？《論語》記載了孔子和冉有的一番對話，點出了「先富後教」的治國方略。話說孔子到衛國，冉有為孔子駕車。孔子說：「人口真多啊！」冉有說：「人口既多了，接着要怎樣做？」孔子說：「使人民富起來。」冉有說：「人民富起來了，接着要怎樣做？」孔子說：「教育他們。」

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有一句名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孔子當然也明白，人民如果沒有富足的日子，空談「教化」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孔子認為當政者應先使人民富足起來，條件成熟了，便教育他們，使人民有知識、懂禮儀、尚道德。這樣就能建構一個和諧有序的理想社會。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系主任）

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項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