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雍也》篇記載了一則有關政令繁簡的討論，仲弓（冉雍）問孔子有關魯人子桑伯子的情況。據劉向《說苑·修文篇》記載︰「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家居生活）。」子桑伯子在日常生活中時常不穿衣帽，這猶如有人不論在什麼場合，經常穿汗衫短褲，這種情況今天雖然可以用人權自由等理由來開脫，但衣着得體始終是修養的問題，「不衣冠而處」在今天尚且不適宜，何況在古代講究禮儀的社會，這關係到對人對事對己是否有所敬的問題。然而孔子對子桑伯子的整體評價是：「可也簡」，表示認可，而「簡」則不煩，指政令簡要，如此則不擾民，這是孔子認可子桑伯子的根本原因。

仲弓就孔子的評價分兩個方向回應，「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如果為官者在日常生活中以「敬」為首出，而管治老百姓則政令從簡，所謂自處以敬，臨民以簡，則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如果為官者的私人生活太隨便，而於管治百姓出令簡要，如此則自處與臨民皆簡，那豈不是太苟簡了一點嗎？由此而言，行事簡捷，施政簡要背後的精神必須是道德的，而最簡單的檢驗方法便是看一個人的生活態度能否持敬。「敬」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一個人內在的道德精神對自我思想行為的規範約束，由居敬而表現出來的言行都是負責任的，然若苟簡生活處事，則所作所為俱沒有責任上的保障。

孔子同意仲弓的觀點，說：「雍之言然」（仲弓的說話是對的）。孔子並非不知道修身為從政之基，而是側重說明為官者當以生民為念，而施政良窳，判斷標準之一是「簡政」，這與老子「貴言」的意思相合。「言」指政令，以政令為貴，故不輕出政令，因政令多必擾民，政令繁必成「苛政」，而苛政猛於虎，苛政不但擾民，抑且害民。仲弓居敬行簡之說，正是儒門政治思想之正論，格致誠正則禮義充身而有敬，賢能政治而後可能。居簡行簡則質重少文，人文思想無法開展，禮樂不易範身，適成荀子所批墨子學說「大儉約而僈差等」（太注重儉約而輕慢了上下尊卑）的精神。

●鄧立光（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