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三月底以來,美國對港採取多項干預措施,包括國務卿布林肯根據美國《香港自治法》修訂制裁名單、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新年度《香港政策法》報告、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攻擊香港選舉制度和法庭判決。看似來勢洶洶,卻依舊外強中乾,並未脫出筆者在本系列第一篇《拜登的「香港牌」會如何打?》所作出的研判——「嘴硬而手軟恐怕是拜登政府的選擇,反對陣營只能哀嘆不已了」。在深耕了近三十年之後,美國在港興風作浪的時代已經終結,再也無法撼動香港政局基本盤。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雙重加持下,香港政治生態和社會形勢正在持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排除外部政治勢力干預、清除反中亂港勢力干擾之後,香港社會對經濟重建、社會重塑必然有更高期望,對特區的治理效能有更高要求,對步出經濟低谷、緩解民生困苦、享受融合紅利有更迫切的訴求,這些期望、要求、訴求與特區的治理能力之間尚存在相當差距,勢必形成緊繃政治張力,未來將構成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影響不弱於香港政治重構的壓力,影響所及不僅是特區政府以及法定機構,還包括愛國陣營各個政團、同鄉社團和基層組織。更為重要的是,在社會重塑、人心重塑之中,公共治理效能的提升,考驗極為複雜。
反對派活動呈「地下化」須提防
香港的反對派活動已呈現出「海外化」與「地下化」的特徵:前者表現為他們持續在海外動員港人組織參與各種活動,乞求外部政治勢力干預或者配合外部政治勢力作秀,後者則表現為解散原有政團,化整為零,轉入基層進行各種動員、組織。這種「地下化」,其實與「基層化」是二而一的關係,從而形成了對於基層治理的侵蝕和威脅。
回歸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裏,反對陣營的政客幾乎從不參與區議會選舉,根本看不上基層治理,直到那些狗頭軍師將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選委會選舉聯動起來,找到制度內奪權的路徑,方恍然大悟,開始部署大舉進攻。2014年非法「佔中」退場後,出現「傘落社區」和「傘落界別」,前者入社區,後者攻界別。其標誌性的動作是一夜之間突然冒出一大批facebook專頁,或鎖定某個社區,或專注某個界別,而其名稱大多為四個字,頗為相似。從這種共時性操作和高相似度的命名來倒推,背後明顯有組織。如果沒有這種布局,或許不會有2016年選委會選舉「300+」結果,也不會有2015年區議會的突破。
「社區公民約章」主攻社區基層
為掩護這一奪權行動,反對派在2015年前後推出了各種「社區論述」,而其中最引人矚目、影響至今的當屬「社區公民約章」。該約章從「社區公民」、「社區自主」、「社區經濟」、「社區參與」和「革新體制」五個層面構建論述。「社區參與」概念說得非常淺白——「全面投入社區政治,積極參與區議會選舉、村代表選舉、業主立案法團及學校家教會等地方組織,重建香港民主運動的『社區陣地』」。這難道不是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政治現實嗎?且不說2015年、2016年,僅僅是去年和今年出現的業主立案法團「變色」還少嗎?那麼,是誰在推動「社區公民約章」呢?在約章的倡議人名單中,出現過去十年香港一連串政治較量中為人所熟悉的反對陣營面孔:吳靄儀、戴耀廷、陳健民等等。
從中英談判前兩年,港英搶先部署區議會選舉,到2015年反對派出台「社區公民約章」,一以貫之的無非都是希望在基層構築陣地,繼續反共拒中。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梳理、分析,恐怕看不清業主立案法團「變色」背後的政治脈絡,也根本看不清社區報、社區媒體為何遍地開花的因由。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事情也在界別中發生,諸多過往沒有那麼強烈政治色彩的界別組織也逐漸在「變色」。
反中亂港思維容易春風吹又生
香港國安法使反中亂港勢力不再輕舉妄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他們不再有機會和空間進入管治體系。這股勢力之中有相當部分的力量,很可能會沿着過去幾年所謂深耕社區、界別的路徑,潛入基層。可以想見,在香港未來的基層治理中,無論是社區治理還是界別治理,都將受到反中亂港勢力植根基層的影響,他們對具體的民生訴求、界別利益訴求進行政治化操弄,試圖繼承昔日的泛政治化態勢。因此,推進基層治理,依舊知易行難。
不過,我們也應換個角度和位置來思考。這些年來,愛國陣營各個政團、基層社團是否都在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地服務社區、界別,在多大程度上有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之所急?在開展基層服務時,新的思維、新的論述、新的方法、新的路徑有沒有、夠不夠?除了傳統手法之外,有沒有考慮過新的概念?反對派滲透基層治理,愛國陣營要敏銳感受威脅,並要從反對派的基層操作中學其所長,提升自己的見識與能力。
從這些年來香港社會人心的發展變化來看,失去理智的民粹化方是大敵。政客們的邪惡煽惑,加上互聯網平台、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一種與內地相區隔的「本土共同體」不斷形成。即使下一階段民生改善、經濟提振,即使基層治理明顯改善,甚至大多數人的獲得感增強,都未必能夠徹底扭轉問題。對於社會重塑,當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當有更為清醒的認知。 (居安思危論香江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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