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 薊
李一平（1904—1991），又名李玉衡，雲南大姚縣人。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曾任雲南省政府委員、國務院參事。我之所以對李一平念念不忘、津津樂道，既因為當年他在廬山創辦了一所可圈可點的無名學校，更因為他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愛國知識分子。
1927年，年僅23歲的李一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社會科科長。因不滿當時政局動盪、軍閥混戰，1930年秋天，毅然脫離國民黨軍政界，離開南京赴廬山養病，入住東穀「交蘆精舍」。廬山深秋，分外空寂。住地附近只有一些看守房子的工友，他們和他們的子女，有時會到李一平住處問字求教，這使他有機會了解下層勞動者文化的缺乏。第二年，震驚全國的「9·8」事變發生，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展開，原本就痛恨黑暗的李一平，此刻更是「興亡之感，若決江河。念國之不國，由於人之不人」，「遂拔劍而起，決然興學」。於是，廬山「交蘆精舍」化身一所「無名學校」。
這一消息，不脛而走。遠近聞風而來的少年，先後共計達一二百人。他們當中，多為貧苦人家的孩子，但也有富家子弟，以及軍政要人的子女。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一些軍事教官的子女也慕名前來讀書。李一平雄心勃勃。原計劃學制為十年，十年期滿達到大學預科水平。為此，他給學校延請的教師均屬一時名流。這些老師不單義務教學，有人還常常資助貧困學生。1934年，廬山「無名學校」名聲日隆，慕名前來求學者與日俱增。同年秋，部分成年同學到山南五乳寺開闢新的教學點。在現代著名歷史學、方志學家吳宗慈先生編修的《廬山志》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蘆林區域，有李一平君創辦學校一所。其教育宗旨，採勞苦主義，注重國學，學生逐年加增，有南京、廣東來就學學生，誠今日教育界一服清涼散也。」曾在這所學校讀書，建國後任江西省人大常委、省科教文衞委員會副主任的李柱先生回憶道：「我青少年時期，在廬山『交蘆精舍』和山南五乳寺分校讀過三年多書，這三年多使我在做人上受到嚴格的鍛煉，我在此學到不少歷史知識，從而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我毅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就是得力於李先生的教誨，他是我終生難忘的恩師。」
1934年，黃炎培、林語堂、杜重遠等先後來到廬山，參觀了「無名學校」的教學與管理後，都在《新生周刊》和《中華教育界》，撰文推薦這所代表鄉村教育希望和未來的學校。黃炎培在《一個無名的山村學校》中，對這所學校大加讚賞：「幼年生讀書，年長者監讀兼自讀。凡室內整潔布置，皆學生為之，有輪值表。全校炊事，由女生年長者為之，有輪值表，炊室很整潔。學生方從溪頭挽水入廚。師長及幼年生洗衣，由女生為之，亦有輪值表。女生習織布紡紗，所有原料，都是國貨，有一婦似任指導者。我在這時候彷彿入了一個治理嚴整之家庭，全家從事有條理的操作。新學生入學，亦完全由自治會負責指導……」一時引起人們的關注。
李一平精誠辦學，用心良苦。為了給學生爭取必要的學習條件與生活保障，他充分利用自己與軍政界要員的人脈關係，取得他們物質上的支持與幫助。更難能可貴的是，李一平心存教育救國理念。他在組織學生讀書學習、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積極宣傳抗日主張，不少學生從這裏走上了抗日前線。於是乎，引起國民黨當局的不滿和恐慌。1936年秋，蔣介石以「聚眾講學，圖謀不軌」之罪名，強令解散了這所學校。散學那天，學生聚集在「交蘆精舍」，含淚聆聽李一平對他們講的「最後一課」。據當事者回憶，講課期間，李先生滿腔悲憤、聲淚俱下。遠在北平臥病的陳三立（國學大師、歷史學家陳寅恪之父）老人，聞訊給李一平致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時日曷喪！與汝皆亡！勿為此戚戚也。世運如斯，勿自苦也！
李一平先生在廬山居住了8年，他創辦的這所學校，雖沒有正式校名，但影響卻很不小。1938年，日寇進攻武漢。李一平這才依依不捨離開廬山，回到家鄉雲南大姚，為抗戰奔走助力。之後，他創辦了大姚中學。使之成為交通閉塞、文化落後的滇西第一所高品質的完全中學，不僅在楚雄地區，而且在全省教育界都頗有影響。
1942年，日寇由緬甸入滇，滇西淪陷。他應國民政府雲南省主席龍雲先生之邀，赴昆明共商局勢及抗日謀略。此後即以雲南省第二屆省參議會副議長的身份，多次赴重慶與中共南方局書記董必武同志聯繫，由此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主張，並積極投身於抗日民主愛國運動。實踐是最好的老師。在省參議會任職期間，雲南的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他不顧個人安危，利用與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私交，應付了來自重慶國民政府的種種壓力。同時，盡力為民主黨派等籌措經費，資助愛國民主活動，為維護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而奔走。在雲南和平解放前夕，他依照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的名單，營救了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
1949年夏，李一平到北京，向中共中央請示雲南起義事宜，並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共商起義的具體部署，為雲南滇軍起義和雲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貢獻；1950年，李一平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雲南省政府委員，並以教育界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全體會議；1954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古稀之年的李一平先生，對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以及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提出了有益的意見和建議；1991年，李一平在北京病逝後，人民日報刊載新華社的電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李一平先生幾十年來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是黨的摯友和諍友。他一生研究儒學、佛學，講求做人之道，深受愛戴和敬重。他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很大貢獻。」國務院參事室則在《李一平同志生平》中盛讚了李一平先生崇高道德風範和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歲月無情，刀風劍雨。廬山「交蘆精舍」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而李一平先生的愛國精神將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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