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永恒(右)昨日與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及的士業界一同推廣「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記者 文森、黃恆諾、成祖明)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今日啓用,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指出,若用戶不幸確診,則必須要把流動應用程式內的出行記錄上傳予衞生防護中心,以協助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強調程式確保私隱,至於要確診者上傳出行記錄,他則指法律框架內已有查問出行記錄的相關安排。

「安心出行」計劃推出初期會有約6,000個公私營場所以及1.8萬輛的士參與,下載有關程式的用戶只要用手機掃描參與場所貼出的二維碼,便可記錄自己的行蹤。陳肇始昨日發表網誌,呼籲市民使用這個應用程式,指出程式是便利市民記錄自己進出的不同場所及時間的數碼工具,記錄自己進出不同場所及時間,若日後曾到訪的場所出現感染個案,流動應用程式會向用戶發出通知,從而增強市民的警覺性和自我保護意識,以及出入不同場所的信心。

她指出,倘用戶不幸確診,經衞生防護中心核實後,用戶則必須把流動應用程式內的出行記錄上傳予衞生防護中心;確診者若未有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他所提供在傳染期內曾到訪場所的資料,亦會以公開數據形式發放,讓流動應用程式向曾同日到訪相同場所的用戶發出通知,以提醒用戶。

無中央系統記錄行蹤

另外,薛永恒昨日在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及香港的士業議會與香港的士商會代表陪同下,到上環石油氣專用加氣站了解的士業界如何響應政府推展「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

對於有人擔心程式的條款列明用戶確診必須上載行程資料,他表示現時醫護人員發現有確診個案後,第一件事便是查問對方過往的出行記錄,法律上亦賦予相關人員有法律權力要求提供資料,所以這是一個在法律框架內已有的相關安排,但政府取得程式內的資料前亦會先徵求確診者的同意。

他表示,政府充分理解市民對個人私隱的重視,「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亦確保私隱,因市民是自願下載程式,而每次到達一個處所時,可以再決定是否掃描二維碼記錄行蹤,相關資料亦只會記錄在自己的手機內31天,「完全無一個中央記錄系統記錄相關出行記錄,就算你作為機主,如果你想睇自己手機嘅出行記錄,我哋亦無呢項安排。」

搭的掃「黃牌」 落車按「離開」

衞生防護中心一直有公開確診者曾到訪處所,但薛永恒指未必每個巿民都可以每日瀏覽網站有關確診者到訪的大廈資料,與自己的出行記錄作比對,這相對來說較費時失事,而程式則不但方便市民,亦可以做到精準抗疫,「好多時候我哋就算知道確診者去過嘅大廈,但唔知我哋同佢哋到訪嘅時間會唔會有重複或類似。」

薛永恒表示,巿民今日安裝這個手機程式後,搭乘的士時只要在車廂內啟用程式的相機,掃描後座車門的黃色車牌並於下車時再按「離開」鍵,就可以記錄相關的士號碼和乘車及到達的時間,若有確診者曾乘坐同一的士,程式就會向用戶發出通知。

全港暫已有1,000多間私營場所包括食肆、酒吧,以及5,000個政府場所已貼出二維碼,讓市民透過程式掃描登記行蹤。

專家擔憂程式僅屬自願性質,對成效存疑。 資料圖片

強制追蹤 唔搞點得

及早識別、及早隔離、及早治療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金科玉律,故病毒檢測、個案追蹤及疫苗是最強的抗疫武器,經過約十個月「戰疫」,香港各項抗疫武器也得以強化,惟個案追蹤能力仍未完備。特區政府今日推出協助市民自行記錄日程行蹤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惟基於私隱考慮,並沒有強制市民下載,勢必削弱個案追蹤的成效。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各地主要的追蹤系統,發現大多數自願性質的系統成效都偏低;強制使用的國家及地區,追蹤系統都有助衞生部門重溯患者的活動軌跡,及早揪出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香港的防疫專家預測,「安心出行」料只有少數人參與,成效存疑,建議政府先強制部分場所使用者下載該程式才能進內。

「安心出行」是用於記錄用戶出行的流動應用程式,用戶下載程式後在進入參與計劃的場地時,可掃描場所內的二維碼記錄自己到達時間,並在離開時按程式「離開」的按鈕。有關的記錄只會存放在用戶的手機內,不會放上政府終端系統。一旦用戶出入過的場所,在相若時間有到訪者確診,系統便會向用戶發出通知及相關健康建議,冀能及早識別密切接觸者、及早隔離和治療。

自願難見效 英僅24%人參與

惟「安心出行」屬自願性質,下不下載、記不記錄每次出入的場所及時間,完全取決於市民的意願,一旦下載及使用人數少,甚或確診者本身也沒有使用,系統根本無法通知曾與患者同時到訪有關場所的用戶。

以疫情反覆的英國為例,上月在日均兩萬人確診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推出運作原理與「安心出行」相近的追蹤應用程式,推出首月的下載人次1,600萬,僅佔人口的24%。由於使用率偏低,天空電視台報道,系統運作首兩周,僅發出4次警報,通知用戶到訪過的場所「爆疫」。

借鑑內地韓國 強制成效顯著

論到將追蹤系統的抗疫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就要算內地的「健康碼」。在疫情最初期,系統已深入內地所有場所,市民到訪所有公共場所均強制必須出示健康碼及掃描場所內的二維碼。

其次是韓國,由於當地早年經歷中東呼吸綜合症蹂躪,造成186人確診、38人死亡,事後當地政府對嚴控疫情的權力擴大,不需要法庭頒令也有權索取市民的大數據作疫症追蹤用途。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韓國衞生、交通部門利用大數據,甚至索取電訊商的資料庫,根據手機定位重溯患者潛伏期間的活動軌跡,同時又分析患者的信用卡交易數據,掌握患者光顧過的所有商店,然後將有關行蹤公諸天下,讓公眾核對自己有無與患者同時出現在有關場所。

雖然有關做法惹起私隱爭議,但不能否認的是,在韓國今年初為全球第三大新冠疫情重災國時,全靠這種鐵腕式個案追蹤,配合病毒檢測技術,成功將疫情控制。之後,新加坡政府也開始逐步強制民眾隨身攜帶有追蹤功能的手機或追蹤器。

在公眾衞生、人命攸關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及地區的市民放棄個人私隱,達至抗疫最佳效果。相比之下,屬自願性質的「安心出行」只能算「微辣」,難免令人質疑其成效。

醫界倡添誘因鼓勵使用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安心出行」與完善的個案追蹤機制仍有一段差距,令人擔心使用率偏低,使抗疫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少於一半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程式對個案追蹤的實際幫助將十分有限。」他表示,理解市民對私隱的考慮,折衷方法是政府規定特定場所強制要求入場者使用有關程式,並向市民提供其他誘因,從而吸引更多市民記錄自己的行蹤。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則呼籲政府加強宣傳,鼓勵市民使用。

責任編輯: 宋得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