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提起日本侵華期間外國援華空軍，很多人都會想到美國退役空軍將領陳納德所率領的「飛虎隊」及其轉隸的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事實上在此之前，蘇聯曾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的1937年至1941年，向中國派遣了規模超過3,000人的飛行員和地勤人員，協助中國在正面戰場對抗日軍空襲，他們於長空之上，與中國機師雙劍合璧，不僅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囂張氣焰，更擊潰日軍的制空權。其中逾200名蘇籍飛行員長眠於中國大地，被葬在重慶萬州的庫里申科便是其中的一位。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出席蘇聯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於俄媒上發表署名文章，2013年訪俄時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曾兩次提到蘇聯援華航空隊和飛行大隊長庫里申科的故事，肯定了他們對中國抗戰的積極貢獻。
關於飛行大隊長庫里申科的故事，還需從1939年說起。
據崔長琦主編的《世界百年空戰紀實》中記載：1939年1月，中國空軍最高統帥機構——航空委員會遷設於成都。空軍機械、通信、軍士、參謀、防空等學校先後遷來或在這裏創建，並一度成立空軍轟炸總隊，形成了當時中國空軍最大的教育、訓練基地。
1937年秋的淞滬會戰，中日雙方為爭奪滬杭寧戰略要地制空權，展開了激烈空戰。中方用僅有的三百架美國寇蒂斯霍克3型機和英國布倫海姆轟炸機，對抗更優的由三菱重工和中島飛機研發的九六式戰鬥機和九七式轟炸機。加之當時的中國沒有獨立的航空工業，戰損補充極其困難，中國機師和戰機損失殆盡。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在回憶錄中記載淞滬戰場上的中國空軍戰損時稱，至11月淞滬會戰落幕，中國空軍戰機僅存30餘架堪用，制空權盡失。
激戰日機迫降長江犧牲
1939年6月「重慶大轟炸」事件後，庫里申科受蘇聯政府派遣，率領達沙式（DB-3）轟炸機大隊來華進駐成都太平寺機場支援中國抗戰。萬州區史志研究室原一級調研員熊世忠向香港文匯報披露：庫里申科身兼雙重使命，既培訓中國飛行員，又參與對日作戰。據萬州志記載，他每次飛行前必親自檢查學員安全帶與座艙蓋，常反覆帶飛至學員掌握要領。
據中國軍網早前報道，庫里申科的飛行大隊，在中國戰場參與了多場對日空擊任務：1939年8月中旬，庫里申科大隊剛剛結束訓練，就接到了轟炸任務。他們過宜昌穿沙市（今荊州市沙市區，編者註），駕機飛向日軍佔領的武漢上空，轟炸日軍軍事基地；9月29日，庫里申科大隊奉命轟炸日軍佔領的廣州機場，炸毀日機數十架，敵軍汽油倉庫被炸着火；10月3日，飛行大隊空襲日軍佔領的漢口機場，消滅和重創日軍飛機數十架。
「庫里申科犧牲那天，是1939年10月14日。」熊世忠說，「那一天，庫里申科率轟炸機大隊突襲日佔漢口機場，炸毀日軍飛機103架，日軍立即起飛了26架戰鬥機圍攻庫里申科率領的11架飛機。激戰中，庫里申科和他的戰友不僅突出重圍，還再次擊落日軍飛機6架。不幸的是，庫里申科所駕駛的轟炸機左側發動機被擊中，他本人左肩與胸部負傷。飛到萬縣（今重慶萬州區，編者註）時，飛機再也無法支撐返航。庫里申科選擇在萬縣陳家壩地區長江江面迫降。機上兩名戰友游上了岸，庫里申科卻因負傷無力泅渡被江水捲走……」
千餘蘇機師戰歿逾兩成
事實上，抗戰期間中蘇機師聯手對抗日機的戰例有很多。白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奧爾加·克里維茨早前表示，1937年至1941年間，蘇聯共向中國派遣3,665人參加抗日戰爭，其中包括1,091名飛行員和1,250架飛機（含561架戰鬥機）。而據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英烈碑上鐫刻的名錄顯示，共有236名蘇籍飛行員長眠於中國大地，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查詢相關檔案發現，他們介於22歲至41歲。早前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公布了首批18位蘇聯籍抗日航空英烈的更新信息，其中便包含在1938年於南昌空戰中犧牲的斯米爾諾夫·謝爾蓋·德米特里耶維奇上尉，以及於四二九武漢空戰中犧牲的烏斯賓斯基大尉和費多里諾夫中尉。
從時間上看，蘇聯援華航空隊出現於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蘇聯志願航空隊「秘而不宣」的援華模式，在中蘇日三方形成默契。即便在取得武漢空戰等重大戰果時，對外報道仍統一以「中國空軍」名義發布戰報戰果。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援華人員全部撤離回國。
長期研究抗戰史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周勇談及蘇聯援華航空隊與「飛虎隊」的本質區別時分析說：「蘇聯飛行員屬現役軍人赴華參戰，而『飛虎隊』創始人陳納德為美國退役軍官；前者屬無償志願援助，後者則需中國政府支付薪酬。」
重慶五蘇籍烈士身份待確認
周勇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當前中國持續開展蘇聯援華抗日航空人員遺骸搜尋工作。「據現有資料整理，共有5位在重慶犧牲的蘇聯空軍飛行員身份有待確認。例如九龍坡函谷鎮某處山坡，初步判定為蘇聯援華空軍戰鬥機大隊長柏達依采夫犧牲地，相關考證工作正在推進。若有實證，這將是中俄兩國共同籌備反法西斯勝利80周年紀念的重要成果。」周勇強調：「中國官方與民間正協力推動200餘位蘇聯飛行員的事跡傳播，讓歷史銘記這些英雄。」
三代人的感念和兩代人的堅守
5月，重慶市萬州區晨光熹微，71歲的魏映祥老人緩步走進庫里申科烈士墓園。園中一座中俄雙語漢白玉墓碑靜靜矗立，正反兩面用中、俄雙語鐫刻着「在抗日戰爭中為中國人民而英勇犧牲的蘇聯空軍志願隊大隊長格里戈利·阿基莫維奇·庫里申科之墓」。墓碑前，立有庫里申科的半身銅像。「他是我素未謀面卻相交一生的朋友。」魏映祥對着銅像呢喃，片刻後挺直略顯佝僂的脊背，如同母親譚忠惠六十多年前教他的模樣，踮腳細細拂去銅像積塵。
庫里申科犧牲時，譚忠惠12歲，其當時所居處所，距庫里申科迫降的江面不足兩公里。雖然並未親見庫里申科迫降的過程，但父親在此後的言傳身教，已令感恩的種子在其內心萌發。
魏映祥的家位於庫里申科墓園步行十分鐘的山坡上，在他的記憶裏，每天早晨6時母親譚忠惠就起床，做好早飯後帶他到庫里申科墓園裏，隨後開始一天的忙碌。
母親總愛講述庫里申科的英雄事跡。「我外公時常教育母親：一個外國人，為中國人民的和平事業獻出生命，我們要永遠記住這份恩情。」
1958年，當地政府決定將坐落太白岩下的庫里申科陵園遷至西山公園。彼時，譚忠惠在西山公園管理處工作，想起父親臨終囑託，便毅然申請成為守陵人。從此，她的日常便與英雄長伴：清掃落葉、培土護碑，直至2018年去世。
回想起當年與母親一起在墓園的情形，魏映祥說：「媽媽年輕時在墓園種下許多香樟樹，有30多棵，還讓我和這裏的香樟樹比個子，在樹上標出我的身高，看看我和小樹誰長得快。」那一刻，譚忠惠似乎已將兒子作為了接班人來培養。
1977年，譚忠惠退休，她將守墓的任務交給兒子魏映祥，並跟他講了3條標準：場地整潔、無雜草、樹木生長茂盛。魏映祥記得，1987年夏夜，狂風暴雨席捲墓園，已經退休的譚忠惠擔心樹木砸毀墓碑，拉上兒子冒雨查看。兩人渾身濕透，發現倒伏的樹木緊貼碑側，於是連夜清理。魏映祥說：「那時，我真正明白了守護的意義。」
母親種的香樟樹如今已經亭亭如蓋、鬱鬱成林。魏映祥規劃着墓園的植被，白色的山茶花、四季常青的杉樹，他學着母親當年的模样親手種下，點映和圍繞在香樟旁。
空戰打出國威 百姓不再懼襲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周勇向香港文匯報指出，抗戰初期，在英美等國持中立立場之際，蘇聯率先援華。蘇聯在1937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啟動「Z作戰」計劃，援華的伊-15雙翼機以盤旋性能著稱，伊-16單翼機兼具速度與機動優勢，圖波列夫設計的斯勃轟炸機速度超越日軍九六式艦載機，成為打破空中封鎖的關鍵力量。至1938年2月，中國空軍共有新舊作戰飛機390架，其中戰鬥機230架，轟炸機160架。而中俄機師的完美配合，在長空之上，打破了日軍的空中心理優勢，使日軍的制空優勢逐漸喪失。
自1938年2月起持續半年的武漢空戰，被二戰中擔任蘇聯紅軍工程兵部部長的卡利亞金譽為「中日戰爭轉折點」，長達半年的空戰拉鋸戰終結了日軍航空兵單邊壓制的局面，更在戰略層面粉碎了「皇軍不可戰勝」的心理優勢。
卡利亞金在其著作《沿着陌生的道路》中回顧稱，「四二九空戰」不久後的一天，日軍空襲警報響徹武漢，賓館的服務員通知客人到防空洞躲避。當時出任中國空軍顧問的蘇聯上校索爾正好來探望卡利亞金，他對空襲警報不以為意，反而向卡利亞金提議：「這是4月29日以後的第一次空襲，日本人已經有一個月沒敢來了，我還是邀請你們上去看看這場戰役。」信心滿滿的不僅有蘇聯空軍上校索爾，還有中國的老百姓們。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當時正好在武漢，拍攝了一張中國百姓在城市中仰望天空、氣定神閒地觀望空戰的照片。
日皇壽誕遭重創 匿報戰損強挽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南京失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侵華日軍為瓦解中國人民抗戰意志、摧毀戰略目標、阻斷國際補給，對陪都重慶和九省通衢的武漢進行高密度空襲轟炸。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周勇對香港文匯報分析說，從湖北武漢到重慶梁平區域，是大後方的前哨，如果不能有效阻擊日軍，敵方會迅速溯江直上，致使局勢更為嚴峻，抗戰更為艱苦。
1938年春季，日軍對武漢展開大規模空襲行動，圖謀摧毀中國的空中防禦力量和漢陽兵工廠。是年4月29日的武漢蒼穹，書寫了抗戰空戰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之一。日本海軍佐世保第二航空隊為向天皇誕辰獻禮，出動數十架戰機直撲武漢。中國空軍以19架伊-15戰鬥機與蘇聯志願航空隊從南昌馳援的45架戰機，在長江與漢水交匯處編織出捍衛民族尊嚴的天網。這場被載入史冊的「四二九空戰」持續三十分鐘，蘇聯志願隊運用獨創的「雙機編隊」戰術分割日軍機群，中國飛行員則發揮伊-15戰機盤旋優勢與日機貼身纏鬥。
是役，中方共擊落日機21架（含10架轟炸機），斃敵飛行員50餘人，創下抗戰以來最輝煌空戰紀錄。而中方亦損失了11名飛行員，中國飛行員陳懷民在座機受創後放棄跳傘，選擇與高橋憲一所駕駛的日戰機同歸於盡。陳懷民犧牲的消息讓全家人萬念俱灰，老母親最終哭瞎雙眼，女友穿上他送的旗袍跳江殉情，妹妹陳天樂把名字改成陳難，以紀念亡兄。
由於侵華日軍此番行動適逢日本天皇誕辰，為弱化行動失利的事實，日軍未於戰報中承認全部損失，日本媒體亦刻意低調處理相關報道。不過此後日方加強了對中國空軍的情報收集與戰術改進，更加謹慎地避免類似的失敗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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