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80年前，中國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與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員一起揭開了打造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的序幕。
習近平主席近期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二戰結束前後，國際社會作出的最重要決定就是成立聯合國。」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圍繞堅持正確二戰史觀、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世界和平、堅守國際公平正義，作為紀念聯合國成立80周年系列研討活動之一，上海聯合國研究會與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日前組織專家學者舉行專題講座與研討。
何建華：成立聯合國是二戰勝利重大成果
1942年1月1日，正在與軸心國作戰的26個同盟國家的代表在華盛頓會面，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這份文件第一次正式採用了羅斯福總統提出的「聯合國」方案。1945年，50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並在會議上籤署了《聯合國憲章》。中國作為最先遭受軸心國侵略的受害國，第一個簽署了這份寄託着人類對和平殷殷期盼的文件。中國是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國家，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作為一個在二戰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以會員國主權平等為基礎，聯合國仍然是近代歷史上最成功的政治產物。為避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聯合國這一世界最大國際組織誕生，旨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及進行國際合作，並一直致力於建設一個健康的地球，人人都能和平、有尊嚴、平等和公正地繁榮發展。自誕生以來，聯合國始終致力於解決全球性問題，儘管在其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它依舊是當今世界最具代表性、普遍性、權威性的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權威數據顯示，聯合國為1.39億逃離戰爭、饑荒和迫害的人提供援助和保護；為120個國家和領士的超過1.23億人提供糧食和援助；為全世界45%的兒童提供疫苗，每年幫助拯救300萬人的生命；與196個國家合作，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2°C/3.6°F之內；通過在全球11個維和行動部署的6.1萬名維和人員維持和平；解決影響超過40億人的全球水危機；通過80項條約/宣言在全球保護和促進人權；協調籌措450億美元滿足1.86億人的人道主義需求；運用外交手段預防衝突：每年為約50個國家提供選舉援助；為超過2250萬急需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護理的人提供拯救生命的保護措施。
2024年9月22日，聯合國未來峰會上，約13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峰會，並通過了里程碑式的成果文件《未來契約》及其附件《全球數字契約》《子孫後代問題宣言》，以進一步改革多邊主義框架，推動「全球南方」更好參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加強數字經濟合作方面的全球治理。
無論是歷史維度、現實作用還是未來願景，儘管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聯合國依然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國際組織之一，是實踐多邊主義的最佳平台，為維護世界和平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切實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就是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何建華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
章玉貴：引領全球共同發展依然是聯合國重要使命
眾所周知，發展不僅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之一，也是人類求解貧困、氣候變化等21世紀重大問題的鑰匙。就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具體內容而言，其目標指向是全球攜手消除貧困、保護地球和確保所有人共享繁榮。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又取決於全球197個成員（成員組織和準成員）為此採取共同行動，包括行動意願、行動能力以及國際協調與合作等。但在現實世界裏，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交集近年來卻呈現縮小乃至撕裂態勢，發展議題被個別國家或國家集團政治化、邊緣化的傾向日漸明顯，加上極限制裁和人為製造分裂與對抗，地區衝突與戰亂頻仍，使得發展中國家很難做到「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南北鴻溝也因此繼續拉大。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最近幾年發布的《最不發達國家報告》，處於全球經濟邊緣的46個最不發達國家面臨的最急迫議題是發展和提高生產能力，而提高生產能力的前提是發展資金的有效供給。例如，僅僅是消除最不發達國家的極端貧困問題，平均每年就需要投資5000億美元；而要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則平均每年需要的固定投資將超過1萬億美元，這相當於2019年最不發達國家固定投資的三倍多。顯然，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有實力投融資與援助主體的參與，巨大的資金缺口是很難填補的。另一方面，近來出現的糧食和能源安全危機，又使得最不發達國家備受煎熬。
從解決發展問題的機制化平台建設與取得的成效來看，歸屬於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及其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等，都在各自的職責範圍內肩負着消除貧困、促進發展等重任，並在過去近80年的發展史中為人類的發展與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上述三大機構也因此被公認為二戰以來全球在經濟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但是，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提供廣大發展中國家援助過程中由於設置了苛刻的條件甚至夾雜着西方的政策偏好而飽受爭議。尤其是西方主導的援助體系存在結構性缺陷和帶有明顯的政治因素，使全球在消除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成效並不顯著。相關援助與促進改革措施反而強化了「制度變革」因素，不僅沒有促進極端貧困問題的解決，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的自我發展能力。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80周年，引領全球共同發展特別是支持最不發達國家早日消除貧困依然是擺在聯合國面前的重要使命。作為聯合國系統內最早的常設專門機構，聯合國糧農組織儘管在消除貧困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面臨着資源短缺和能力不足等問題。在此背景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在消除貧困方面成就最為顯著的國家，近年來為落實全球發展倡議而打造了減貧脫貧、糧食安全、抗疫和疫苗、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數字時代互聯互通等八大重點領域合作平台，包括32項務實舉措，這是中國以實際行動全力支持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徹底消除貧困，邁向現代化的切實體現。標誌着21世紀20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之外的新興力量主動承擔起促進全球發展的重任，開始積極引領全球有責任感的經濟體攜手合作，推出國際公共產品，跨越美西方設定的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
（章玉貴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國際金融論壇學術委員）
汪偉民：積極建構基於歷史真相的戰爭敘事
2025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重要年份，這本應成為世界各國以聯合國為中心共同慶祝二戰勝利，共同維護戰後世界秩序，共同展望全球和平前景的重大時刻，然而在美國發動全球關稅戰、大國地緣博弈日趨激烈和極右風潮全球涌動的背景下，80周年全球性的紀念活動不僅沒有成為鞏固二戰成果的和平盛會，反而成為大國爭奪歷史解釋權、價值觀主導權、平衡歷史真實與政治現實的隱形戰場。
西方國家通過學術數據庫、社交媒體平台等技術手段，系統性強化「西方中心論」二戰史觀，刻意淡化或矮化亞洲戰場的作用。這首先體現在西方國家對二戰起點定義的片面性。西方主流觀點將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作為二戰起點，忽視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開啟的14年抗戰史。這種敘事削弱了中國作為亞洲主戰場的地位，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長期性和犧牲缺乏認知。美國等國家在歷史教育中過度強調歐洲戰場和自身作用，片面渲染《租借法案》的決定性貢獻。西方學界曾長期質疑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中的作用，甚至將蘇聯與納粹相提並論。最近，美國前官員還將中俄協作稱為「新威權軸心」，污衊兩國試圖顛覆現有國際秩序。俄羅斯則借紅場閱兵強化其擊敗納粹的決定性角色，中俄更以《游擊隊之歌》和抗戰文獻展示協同敘事，反擊西方對東方戰場貢獻的弱化。
目前有關二戰敘事和歷史解釋權尚處於輿論發酵階段，其本質是新冷戰背景下主要大國意識形態話語權之爭與現實政治博弈交織的結果。中國宜在這一重大歷史節點，加強對抗戰史實的國際傳播，通過外交部門在國際場合積極發聲，系統介紹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如14年抗戰的長期性、中國戰場牽制日軍的兵力規模及造成的傷亡等史實，爭取更多國際社會的認可。同時，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舉辦抗戰史主題展覽、研討會等活動，進一步完善東方戰場的戰爭敘事。
（汪偉民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楊鵬飛：警惕人類社會回到基於實力的國際秩序
二戰結束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逐步建立，強調國家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爭端。這一「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維持了全球相對和平與合作近八十年。然而，近年來，國際格局悄然生變，地緣衝突頻發，強權政治抬頭，單邊主義與軍事干預再度盛行。人類社會正在滑向一個危險的方向-回到「基於實力」的國際秩序。
所謂「基於實力」的國際秩序，是一種強者決定規則、弱者只能服從的體系。在這種邏輯下，國際法淪為工具，公平正義讓位於利益算計，國家間關係退化為赤裸裸的零和博弈。歷史早已證明，這種秩序不可持續、不可接受。它曾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殖民主義擴張和冷戰對峙，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
今天，烏克蘭危機尚未平息，中東戰火再起，各種局部、地區衝突頻發。部分大國繞開聯合國，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干涉他國內政;一些強國對國際規則(含經貿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對弱小國家肆意制裁、打壓甚至顛覆。這種「叢林法則」的回潮，不僅威脅到全球安全，更動搖了國際社會的基本信任。
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首先受害的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與小國、弱國，它們將在強權政治中失去自主空間。對於大國、強國來說，雖然可能短期得利，但時間一長必將反噬自身。其次，全球性問題如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控、糧食危機等也將缺乏有效協調機制，最終影響到全世界的每一個普通人。
因此，國際社會必須高度警惕這場秩序倒退。我們要共同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合作體系，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公正、包容與透明。大國要展現責任，中小國家要積極協調、團結發聲，全球民眾更應以和平、理性、共贏為價值導向。
歷史的教訓沉重，和平從來不是自然存在的，它需要持續守護。在這個變亂交織的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規則，而不是「實力」；更需要合作，而不是對抗。唯有如此，人類社會才能走向更加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楊鵬飛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秘書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薄燕：聯合國與全球氣候變化治理
2025年1月，世界氣象組織根據六個國際數據集確認，2024年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過去十年（2015-2024年）是有紀錄以來最暖的十年。氣候變化問題是當今全球治理議程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在當前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和緊急性。
全球氣候變化治理已經有近四十年的歷史。雖然眾多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都參與進來，但聯合國系統始終處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最前沿。聯合國系統內的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機制有三個關鍵協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奠定了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法律和政治基礎，確立了關於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基本原則。作為第二個關鍵協議的《京都議定書》具有法律約束力，要求發達國家締約方遵守具體的數字減排目標。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為2020年後的全球氣候變化治理規劃了新道路，核心目標是大幅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將全球氣溫保持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2℃以內，並努力將升溫限制在1.5℃之內。
從制度特徵上來看，聯合國系統內的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具有該問題領域最高的普遍性、代表性、合法性和權威性。一是普遍性和代表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共有198個締約方，這個數量遠遠高於其他國際氣候治理安排的參與方數目，使其成為最具普遍性的國際多邊條約之一，與氣候變化問題的全球性規模具有很高的匹配度。雖然美國再次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但其仍有194個締約方。二是合法性和權威性。儘管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進程存在着效率低下的缺陷，但是它以多邊主義的進程為基礎，以達成國際多邊協議為目標，一直遵循着締約方驅動、公開、公正和透明的程序規則，並且以「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等作為指導原則，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支持，是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領域最具權威性的國際制度安排。
中國是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機制的全方位參與者，為該機制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發揮了引領作用。在當前的國際背景下，中國應該繼續致力於維護該機制的權威性，加強與其他締約方特別是歐盟和發展中大國的協商、對話、合作，共同維護聯合國系統內的多邊治理進程，為推動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機制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
（薄燕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蘇虹：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都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其歷史和法理事實不容置疑。
對此，賴清德當局理應認清形勢、順應大勢，豈料其繼續在「台獨」的死路上狂奔，置歷史與法理事實於不顧，在去年就職講話中拋出所謂「大陸台島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還妄稱台島主權不容大陸「侵犯」；在去年的「雙十講話」中，賴清德再次強調台島與大陸並非同一個國家，兩岸之間不存在隸屬關係，並且聲稱台島「堅守自衛」的決心不變；而在今年2月3日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會上，賴清德除再次拋出「兩岸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外，又編造「台獨」分裂謬論，宣揚分裂主張，煽動兩岸對抗與敵意；3月13日，賴清德召開安全高層會議，把大陸定為「境外敵對勢力」，提出了17項措施應對「大陸威脅」，這完全是與國際社會的對抗和對戰後秩序的反動與破壞。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一個國家。台灣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台灣，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和法理事實，也是不容改變的兩岸現狀。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意志堅如磐石，能力堅不可摧，決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也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蘇虹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監事、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李偉芳：期待聯合國在促進和實現全球公正治理方面有更大作為
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成立，其宗旨是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發展國際友好關係、促成國際合作。回首往事，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56年首次正式的維和行動（蘇伊士運河危機）、1972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9.11」事件後安理會通過的第1373號決議、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對國家保護責任的肯定、《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及2021年提出的《我們的共同議程》等一系列事件與文件，均體現了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動。
毋庸置疑，聯合國已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法律框架。一方面，安理會維護和平與安全的行動、國際法院司法裁判、人權理事會促進和保護人權功能的發揮、以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對全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推動等均反映了聯合國相關機構在全球治理實踐中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聯合國也推動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國際性法律文件。以全球環境治理為例，從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到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再到2015年的《巴黎協定》等，不僅使各國就可持續發展達成共識，也初步形成了環境治理的國際性法律框架。
儘管如此，現今國際局勢正處於冷戰結束以來最為錯綜複雜且變化劇烈的時期。一方面，全球多極化現象愈發顯著，地緣政治競爭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全球範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再度興起，給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同時，氣候變化、能源匱乏、公共衞生問題以及數據安全等全球性挑戰相互交織，日益嚴峻。目前，建立在國際法規則之上的國際秩序正遭遇重大考驗，國際法的威信和權威正遭受嚴峻考驗，聯合國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某些國家操控和利用的手段，這不僅妨礙了聯合國在促進和實現全球公正治理方面應發揮的職能，也導致了聯合國面臨日益加劇的信任危機。
展望未來，期待聯合國有更大作為。具體而言，第一，應進一步重視「全球南方」國家的合理訴求並給予切實回應，使全球經濟資源的分配更為公平；第二，在氣候變化、疫病防治、跨國犯罪、數據治理等領域應進一步引領制定和完善相關國際法律規範，並不斷提升其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第三，推動安理會結構性改革，增強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有效進行否決權改革。最後，正如「聯合國80周年倡議」所提及，聯合國必須深化改革，提升效率，以更好地履行其全球使命。
（李偉芳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胡華：「三大全球倡議」是對「聯合國憲章」的新貢獻
聯合國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密不可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產物。聯合國的成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一是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得以建立；二是108個國家相繼取得了民族獨立，幾十億人口最終擺脫了貧困；三是世界和平發展進步不斷成長。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現實分析，美國在反法西斯戰爭和推動聯合國誕生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雖然聯合國在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和運作中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問題在於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並推進改革。美國不是去完善聯合國，而是採取了一些極端且是錯誤的做法：如不交會費，退群，甚至揚言解散某些國際機構……導致世界秩序的平衡被打破，從負面的角度推動和加快了世界大變局。
當下的世界，又一次面臨往何去何從的問題。在這歷史轉型的關口，中國承擔起大國的義務和責任，強調處理國際事務要遵守聯合國憲章。針對當下的全球多重治理困境，中國先後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這三大全球倡議。《全球發展倡議》旨在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倡導做到六個堅持：堅持發展優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普惠包容、堅持創新驅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行動導向，共創共享和平繁榮美好未來。《全球安全倡議》強調六個堅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全球文明倡議》強調四個倡導：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倡導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
「三大全球倡議」反映了世界各國的共同訴求，受到全球100個國家擁護和支持。在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之際，推動全球治理架構更加均衡有效，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我們應當積極爭取把「三大全球倡議」相關內容納入到「聯合國80周年倡議」中去。由此建議：一要加強理論學習，結合「聯合國憲章」吃透「三大全球倡議」精神，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開展研究；二要積極宣傳「三大全球倡議」，結合中國實踐，將「三大全球倡議」納入「講好中國故事」主線；三要把「三大全球倡議」同「一帶一路」緊密結合，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論支撐。
（胡華為上海美國問題研究所創始所長、學術委員會執行副主任）
張磊：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 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捍衛二戰勝利成果、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不僅是對歷史的致敬，更是對未來和平與發展的責任擔當。
在國際制度方面，二戰勝利催生了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現代國際法律體系，確立了主權平等、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決爭端等原則。然而，當前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抬頭，國際法權威面臨挑戰。為捍衛二戰成果，各國應堅定維護《聯合國憲章》的核心地位，反對任何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推動構建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才能確保二戰勝利的制度成果歷久彌新。
在全球治理領域，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為全球和平與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面對氣候變化、疫情、貧困等新挑戰，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在有些方面顯得力不從心。為此，各國應推動聯合國改革，提升其在全球事務中的協調能力，增強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同時，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治理向更具包容性與公正性的方向邁進。只有通過改革與合作，才能使聯合國在當今世界繼續發揮核心作用。
從多邊主義角度，二戰勝利是多邊主義的偉大實踐，聯合國作為多邊主義的象徵，凝聚了各國追求和平的共同願望。然而，當前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盛行，多邊主義面臨嚴峻考驗。為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各國需摒棄零和博弈思維，堅持在聯合國框架下加強合作。特別是在應對全球性挑戰，如抗擊疫情、推動可持續發展時，多邊協作尤為關鍵。只有團結一致，才能確保多邊主義在世界大變局中煥發新生。
中國作為聯合國的重要成員，有必要繼續以聯合國外交為抓手，深入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建設，有效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公共衞生等全球性挑戰，深化減貧、婦女兒童、生物多樣性等領域國際合作。旗幟鮮明地反對個別大國以冷戰思維為特徵、以意識形態為劃線標準的旨在挑起對抗和分裂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倡導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新理念。發揮中國在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活動中應有的領導作用，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的中國方案。
總之，在世界大變局中，捍衛二戰勝利成果與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是對歷史責任的傳承，也是對未來和平的承諾。通過堅守國際法為代表的國際制度、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堅持多邊主義，各國能夠攜手應對挑戰，確保二戰遺產在當今世界煥發新的生機。這不僅是歷史的迴響，更是未來的希望。
（張磊為上海聯合國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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