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許鞍華《黃金時代》中富於傳奇與悲劇色彩的女性，是生於東北地主家庭卻出走的「娜拉」，是被魯迅評價具有「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的作者。蕭紅，這個於抗日戰爭時期南來香港的女作家，其實只在這城市生活了短短的兩年時間，然而這兩年亦是她人生的最後兩年。經歷了日軍侵襲、香港淪陷、流離轉徙，她仍筆耕不輟，但最終因病客死他鄉，在香港結束了31年的短暫人生。◆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1940年1月，蕭紅與丈夫端木蕻良為逃避戰火，從重慶來港。此前她已因戰爭炮火在內地輾轉多處，從家鄉呼蘭城到哈爾濱、北京、青島、上海、東京、武漢、臨汾、西安、重慶，她最終來到尖沙咀諾佛士臺3號，在這裏開始了香港的生活。
勤於筆耕發表巔峰之作
蕭紅主張文學要反映現實，認為作家在戰爭時更應加倍努力寫作。丈夫端木蕻良曾這樣描述她來港後的創作態度：「她認為一切都要服從創作，既然到了香港環境安定了，避開了轟炸，免去了負擔。我們都年輕，都希望拚命寫東西。」在暫避戰火的安穩中，也許是因遠離故鄉更加深了懷念，蕭紅靠着故鄉的回憶汲取養分，誕出了《呼蘭河傳》這樣情真意切的作品。
雖然未見蕭紅在作品中書寫過香港，但香港給予了她創作的環境，亦提供了發表的平台。早在四川時就與蕭紅結識的戴望舒，時任《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主編，蕭紅自然成為他的約稿對象，她也將自己的巔峰之作《呼蘭河傳》交予戴望舒安排發表。
雖在寄給朋友的信中蕭紅寫道「房子吃的都不壞，但是天天想回重慶」、「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貴」、「我來到了香港，身體不大好，不知為什麼，寫幾天文章，就要病幾天，大概是自己體內的精神不對，或者是外邊的氣候不對」，可見她對香港物候並不適應，來港後的生活也比較寂寞，身體的衰落亦初現端倪，但在來港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她還是進入了創作的高產期：《呼蘭河傳》於當年9月開始在《星島日報》副刊連載，直至12月底完稿；長篇小說《馬伯樂》第一部於次年1月由大時代書局初版；第二部2月在香港《時代批評》雜誌開始連載；此外還創作了《後花園》、《小城三月》等等文學作品。
積極參與抗戰文藝活動
除了文學創作外，蕭紅在香港也積極投身文藝界活動。蕭紅夫婦抵港時，文藝協會在上環干諾道中的大東酒店歡迎他們，在歡迎會上蕭紅報告了當時文藝運動中文學作品不足的問題，她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糧食恐慌」，呼籲在港文化人一同努力創作；她亦受邀到半山區堅道的養中女子中學參加「女學生座談會」，當日的議題「女學生與三八婦女節」，正契合了蕭紅作為女性反抗傳統社會與父權束縛，成為女作家的人生；她也赴般咸道寧養臺，出席由嶺南大學藝文社主辦的文藝座談會，講述關於抗戰文藝的問題；在1940年8月銅鑼灣孔聖堂魯迅六十歲誕辰紀念大會上，蕭紅報告了伯樂魯迅的生平事跡，晚會上還上演了蕭紅編寫的啞劇《民族魂魯迅》。
創作、抗戰、革命，蕭紅的香港生活圍繞着這些詞彙展開。可以說，她的精神生活是豐富飽滿的。然而相較之下，她的世俗生活就顯得頗為辛苦艱難。在尖沙咀諾佛士臺居住未幾，蕭紅與端木蕻良便搬去了樂道8號一間狹小的房間，這裏亦是大時代書局的所在地。與蕭紅夫婦交好的周鯨文曾在《憶蕭紅》一文中寫過這間住處的格局：「一間二百尺左右的屋子，中間一個大床，有個書桌，東西放得橫七豎八，還有一個取暖燒水的小火爐。蕭紅就躺在那一張又老又破的床上……這就是中國文化人的生活。」與蕭紅交好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也曾到那裏看望蕭紅，被居住環境的狹小惡劣震驚，於是邀請身體不佳的蕭紅到靈隱台別墅同住了近一個月。
戰火蔓延中的頻繁遷徙
若是整理蕭紅在港的足跡，其範圍之大，覆蓋港九，然而背後的原由，卻是戰爭所致流離失所的無奈。1941年，蕭紅的身體每況愈下，因為失眠、咳嗽頻繁到訪醫院，檢查出肺結核，治療未見好轉，反而變得更加嚴重而住院。與此同時，香港淪陷在即，她唯有在戰火紛飛中拖着病軀不斷遷移。僅一個月內，先是與端木蕻良從九龍遷移至港島，入住思豪酒店，又轉移至作家周鯨文家借住；後又轉到告羅士打酒店，然而酒店旋即被日軍佔領，端木蕻良、洛賓基又將她轉移至何鏡吾家暫居，後又遷移至中環一家裁縫舖；月底再遷居史丹利街時代書店的書庫。遷移至書庫後的第二天，香港就被日軍攻陷。
這一個月的動盪與遷徙也嚴重加劇了她身體的崩壞，她不得不再度入住跑馬地養和醫院，一度被誤診有喉瘤，後轉至瑪麗醫院，但僅半日後便安裝喉口呼吸銅管，無法再說話。隨着醫院不斷被日軍接管，病人被逐出，蕭紅最終被轉移到聖士提反女校所設臨時救護站。因得不到適切治療，她很快進入彌留狀態，留下遺言給丈夫，「將我葬在大海邊，用白綢子包着我」，便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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