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陷期間，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展開空前絕後的「秘密大營救」，在日寇嚴密封鎖下，把何香凝、鄒韜奮、茅盾、梅蘭芳和蔡楚生在內的數百名文化人士營救出來，轉移往後方安全地帶，奇跡般地完成一場「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曾是這次大營救中極其重要的「中轉站」。當年親歷者、楊家村的後代楊永光現仍生活於此。楊永光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憶述，「楊家村村民從初始的警惕，到後來的為保護游擊隊員寧死不屈，是共產黨的熱忱感動了楊家人。」
九華徑，一處滿載歷史的地方，在香港淪陷期間，是進出九龍及新界的交通要道，也是東江縱隊活動的範圍。當年秘密大營救的路線分別為「西線，行青山公路，經九華徑至荃灣，越過大帽山到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然後渡過深圳河進入寶安游擊區；東線，由九龍經西貢村、沙魚涌、淡水，進入惠陽游擊區。」
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環境優美，綠意盎然，80年前，這裏是東江抗日游擊隊的交通站，也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那年我大概五六歲，只模糊記得很多人來過，後來媽媽告訴我，共產黨的游擊隊經常帶來很多人，不止一批，大部分吃頓飯就繼續趕路了，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年屆85歲的楊永光說。當時的香港，社會治安十分混亂，新界區處在無政府狀態。土匪橫行，大小惡勢力佔據，姦淫搶劫，無惡不作。從長輩口中，從親身的感受中，他憶述元朗居民當年的恐慌，時刻擔驚受怕，有的害怕到「夜晚唔敢係度住，日頭先返黎」，有的甚至全家逃難，直到共產黨游擊隊的到來，才免受土匪騷擾。
楊永光說，當年游擊隊到來後，主動維持治安，表明為「打日本仔」先至此地，又主動約當地土匪「開會」，要求「唔好再騷擾百姓」。游擊隊「有槍又有人」，又組織起護村隊，慢慢得到居民信任，趕走土匪。他們先後消滅趕走惡勢力，包括當時盤踞在大帽山的土匪黃慕容等，令到秘密大營救行動更順利，增加村民、過境的民眾、被營救轉移的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保障。
記者日前實地探訪楊家村，村子的後面是高低起伏的山巒，放眼四周盡是樹林與田間小路，時至今日都沒有行車路直達，不難想像80年前，該是如何的偏遠難覓，無怪乎能夠為東江游擊隊提供一個隱蔽的活動據點。土匪橫行的年代，村民對一切陌生人都充滿防備，從初始的警惕，到後來配合游擊隊員進行抗日，楊永光說，是共產黨人的熱忱感動了楊家人。此後，楊家村變成了重要的「中轉站」，有人過夜，有更多人則在屋前禾坪暫作休息，「食一餐」就走，楊家人都盡心盡力提供幫助。楊永光記得，「共產黨對我阿媽都好好，態度客氣，仲會幫手煮飯。」
在楊永光的記憶裏，從小到大常聽父輩講述他們經歷的各種戰鬥，抗日故事就是他成長中最真實的教材──營救滯留香港、被日軍搜捕的何香凝、茅盾和鄒韜奮等著名人士。他說，當時香港淪陷後物資匱乏，日軍大量驅趕在港居民回內地，造成難民源源不斷，於是游擊隊就把要營救的人混入了難民的隊伍，而這條陸路的大營救路線，楊家村是必經之地。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茅盾將這次營救活動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從他寫作的《脫險雜記》中，可以窺見當年那艱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婦等人被游擊隊帶到皇后大道東的臨時集中點，扮成難民模樣，通過日軍檢查站，在夜幕掩護下登上停靠在避風塘的駁船，與鄒韜奮等人會合。10日凌晨，他們分乘三艘小艇迅速衝向九龍，並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們經荃灣，到元朗十八鄉的適廬歇息一晚，再渡過深圳河。13日，他們一行抵達寶安游擊區的游擊隊臨時指揮所駐地白石龍，並見到了林平等游擊隊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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