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濤解/人幣貶值會拖累A股嗎?\天風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 宋雪濤

  圖:人民幣兌美元走勢
  圖:人民幣兌美元走勢

  4月下旬,人民幣匯率開始加速貶值,美元兌人民幣(在岸)突破6.60,全月貶值幅度4.25%,創下2015年匯改以來月度貶值幅度的新高。本次人民幣貶值速度實屬罕見,僅4月第四周就貶值了2.28%,周度貶值幅度歷史第二,4月最後一周也貶值了1.81%,周度貶值幅度歷史第四。

  當下經濟背景與2015年8月和2018年6月相似,經濟需求疲軟,預期轉弱──特別是上海疫情以來,出口相對優勢和供應鏈效率開始出現下滑跡象。當下貨幣政策背景也與2015年8月和2018年6月相似,處於降準周期中,流動性寬鬆,流動性溢價位於歷史最低分位區間。

  2015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貶值經歷2015年-2016年和2018年-2019年兩輪貶值周期,均持續了一年半左右,並且2019年9月開始的升值周期在2020年初被疫情打斷,貶值又持續了將近半年。

  回顧匯改以來的人民幣貶值經驗,對這次貶值有三個啟示:

  首先,中美利差收縮只是形成了匯率貶值的壓力,但並不必然造成匯率走貶,只有配合國內經濟走弱,特別是出口走弱,匯率貶值的動力才會出現。因此,當上海疫情造成的供應鏈效率下降和出口下滑預期開始發酵後,前期資本賬下積累的貶值壓力才開始集中釋放,人民幣匯率開啟了關鍵的走貶。

  其次,這次匯率貶值速度雖然罕見,但是短期內反轉回到升值通道的難度也較大,匯率走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這次中美經濟和政策周期的錯位再次出現,一旦貶值開始,人民幣將進入中期貶值通道。

  再次,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底,匯率升值的主要驅動力來自於嚴格的防疫政策帶來的出口份額紅利。由於當前嚴格的防疫政策造成了供應鏈效率下降和出口走弱,因此人民幣匯率的第一目標位是回到2020年出口紅利期之前的匯率水平(即6.8左右),如果疫情進一步持續惡化供應鏈和出口環境,人民幣匯率的第二目標位是回到2020年疫情之前的匯率水平(即7.0以上)。

  伴隨着本輪人民幣的快速走貶,A股也出現了一輪快速調整。在多數時間裏,匯率和A股並不是直接的因果關係,由於兩者受到相似的經濟和政治背景的影響,才會出現走勢上的相關性。年初至今,國內的「疫情─供應鏈─出口─經濟」和海外的「加息/縮表─美債利率─中美利差─貨幣政策空間」,即是影響A股市場也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共同因素。

  關於匯率和A股市場的關係,我們有幾個發現:

  其一,811匯改至今,人民幣匯率與A股指數之間一直保持了穩定的同向關係。以滬深300為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和滬深300指數收益率的月度相關系數為-0.41,周度相關系數也達到了-0.25。2018年央行逐漸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從當時算起,無論匯率方向如何,滬深300與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相關系數都穩定在〔-0.75,-0.50〕這個顯著負相關的區間之內。

  其次,A股與匯率的動態相關性(滾動1年)在匯率快速貶值時會更加顯著。當匯率快速走貶時,動態相關性的絕對值會出現台階式躍升,例如2018年6-7月和2019年7-8月。原因在於過快貶值可能產生恐慌,放大經濟悲觀預期,進而形成「匯率貶值─恐慌─資產價格下跌─外資流出─匯率加速貶值」的正反饋,這是匯率和A股出現因果關係的「少數時間」。

  其三,因此如果匯率過快走貶,可能會放大A股市場本身的調整幅度,這在匯率大幅調整的歷史相似時期都曾出現,如2015年8月和2018年6月,但是2019年8月並未出現,這也再次說明了匯率和A股不是因果關係。

  A股大盤股與匯率的相關性高於中盤股和小盤股,並且無論市值大小,價值股與匯率的相關性都高於成長股。大盤價值股與匯率的相關性最高,小盤成長股與匯率的相關性最低。主要原因是大盤價值股既是外資持倉集中度較高的風格領域,也和經濟預期走向的相關性較高。

  其四,銀行、石油石化、非銀金融、電力設備新能源、汽車、交運等行業,與匯率相關性較高,往往在人民幣貶值過程中的調整壓力也較大。其中,銀行、非銀、石油石化、汽車都屬於大盤價值股,銀行和電新也是外資重倉的板塊。另外,電新、汽車、石油石化、交運等行業的原材料進口依賴度較高,如未對沖匯兌損益,貶值也會提高生產和運營成本,擠出經營性利潤。

  其五,農林牧漁、電力及公共事業、紡織服裝建築等行業,與匯率相關性較低,在匯率貶值和經濟下行的過程中,配置以上行業會有一定的風險分散作用。農林牧漁、電力及公共事業、建築基本上屬於業務和成本兩頭在內。紡織服裝的出口依賴度較高,受益於貶值帶來的成本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