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繁工夫編著《張伯駒年譜》 靳飛：務求言出有據留下信史
「民國四公子」、「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的稱號，以及將典房鬻地耗盡錢財收藏的珍品無償捐給國家的壯舉，讓世人對張伯駒的生平充滿好奇。去年8月，知名文化學者靳飛傾耗二十多年心血、以浩繁工夫編著的34萬字《張伯駒年譜（1898—1982）》 以及17萬字的《文化奇人的前半生——張伯駒筆記》 問世。靳飛最近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這部《年譜》努力在做「復盤」的工作，他發願欲為伯駒留下一部「信史」，言出必有據，把張伯駒的主要經歷一五一十地做出記錄。◆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凱雷 北京報道 圖：受訪者提供
靳飛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生於北京，師從張中行、吳祖光、嚴文井、蕭乾等諸先生，九十年代初移居日本，先後任教於朝日文化中心及東京大學。2006年至2011年，他曾擔任中日版昆曲《牡丹亭》總製作人、導演、編劇，現任北京戲曲評論學會會長、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理事、東京大學和日本佛教大學客座研究員，著有《茶禪一味》、《張中行往事》、《梅氏醉酒寶笈》、《舊風舊雨》、《靳飛戲劇隨筆》等散文、隨筆、戲劇研究著作十餘種。
靳飛最初知道張伯駒的大名，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常常聽葉盛長、張中行等老先生在閒談中提到這位傳奇人物。這引發起他對張伯駒的興趣，由此開始張伯駒研究這項工作。「張伯駒是清末民初的貴公子，來往俱是北洋達官顯貴，我根本無法走進他的生活圈子，更無從去了解他的內心世界。」靳飛稱，編著年譜時遇到的另一大困難，是張伯駒以富豪著稱當世，半生供職鹽業銀行，其家世與人生經歷均與中國近現代金融史密不可分。然而，最初金融史對於他而言還完全是「知識盲區」。
為此，靳飛集中閱讀了千萬字以上的相關文獻，包括寓真先生發掘出的張伯駒檔案資料、張恩嶺先生整理的張伯駒之子張柳溪口述資料等數十位相關人物的檔案、回憶、日記，並系統學習了近現代金融史。在此過程中，參考書目近300種，基本做到了自己設定的「言出有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要求。
涵蓋銀行業早期發展史
如果說《張伯駒年譜》有何特點的話，其一就是對於鹽業銀行史料的整理，如有評論家所說，《張伯駒年譜》裏有中國銀行業早期發展的一部簡史。其二是對於晚清最後一任直隸總督、張伯駒嗣父張鎮芳（張伯駒幼年過繼伯父張鎮芳為嗣子）事跡的整理，可以說，裏面套寫着一部《張鎮芳年譜》。
靳飛稱，無論怎樣寫張伯駒，其家世總是躲不過去的。在張伯駒的家世之中，作為清末民初北洋財閥代表人物之一的張鎮芳又是其中關鍵。《張伯駒年譜》裏關於張鎮芳的資料來源，除通常的檔案文獻，還有張伯駒的回憶。張伯駒留下文字不多，敘其家世部分主要集中在《鹽業銀行與我家》、《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以及部分自述。不過，張伯駒回憶多有不確切處，兼之要為尊者諱，許多重要事件都輕描淡寫過去。
「當時互聯網還未普及，我要查張鎮芳考中進士的情況，特地跑到北京孔廟去找光緒壬辰科進士題名碑。其碑就在孔廟大門左側不遠處，保存完好。我趴在碑上，一個一個人頭數出來，張考中的是第三甲第九十一名進士。」靳飛感慨，那一科頗多後來赫赫有名的人物，如蔡元培、湯壽潛、張元濟、沈寶琛、趙啟霖、胡嗣璦、朱家寶等。他越數越覺遺憾，想到「這些人的事跡，都是值得做出記錄的」。
透過人物經歷了解時代
例如，此前在梅蘭芳的研究中不會出現諸如「梅葆玖對我說」、「梅葆玥對我說」之類的記述一樣，靳飛研究張伯駒也選擇迴避開家屬，盡量用文獻資料說話，「理由很簡單，家屬的回憶如果沒有其他資料佐證，就成為孤證，用起來是危險的。」
值得關注的是，《張伯駒年譜》雖以張伯駒生平為主，裏面還附有大量的時代歷史背景，因為這些直接關係到當時人的生活，更與伯駒的收藏事業息息相關。書中羅列了張鎮芳的遺產，可是，到底富到什麼程度呢？靳飛出人意料地引了《鄧力群自述》裏的材料。鄧氏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獨自一人在北平匯文中學讀書，一年的花費約需四百餘元。而靳飛的結論是，「伯駒的家產，尚足可供應數千名中學生讀書」，故稱其巨富之家，令人信服。實際上，他還有一個說明，就是鄧力群的哥哥時任國民黨要員，鄧力群就讀的匯文中學還不是一般的中學，學費是偏高的。他在書裏埋入了張伯駒一生中其財富變化這條暗線，通過對物價等情況的介紹，與其他人作出比對。
「值得說的是，我非常注意竺可楨先生的提醒，對於氣候也很有關注的必要。」靳飛舉例，譬如《張伯駒年譜》在記述1939年6月至8月間，伯駒原配夫人李氏在天津病逝，伯駒並未趕回天津為夫人送葬。他在此就補述一筆，據《北京災荒史》記錄，當時正逢北京天津水災，洪水沖毀京津鐵路路基。這樣，伯駒之所以沒有回天津告別李氏夫人，究竟是出於對所謂舊式「包辦婚姻」的失望，還是因為受到水災阻擋呢？就不好隨意作出判斷了。
張伯駒晚年關注香港
靳飛對於張伯駒的興趣，最初是因為傳奇。但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他覺得張伯駒的人生是一個不斷「看破」的過程，看破「官場」、看破「錢財」、看破「生死」。
譬如1953年夏末，張伯駒將居所承澤園售出，此後遂再無力量購置豪宅。張伯駒搬遷前夕，猶在承澤園裏邀朋友賞荷，作有《瑤華》詞一首，說：「朱門屢換衣冠，剩歌舞樓台，池頭凝碧」，指這樣的深宅大院，亭台樓閣與紅花翠葉不會改變，主人改名換姓卻是常見的。「看此身、天地浮鷗，為問誰人非客」。說來說去，大家都是光陰過客，逐浪浮鷗，誰又能主宰得了廣袤的時空呢？張伯駒就是懷着如此通達的心情看待得失。
靳飛還提到，到了晚年，張伯駒對香港反而格外關注起來，因為他的好多老熟人都住在香港，他記掛着他們。1938年春，張伯駒曾偕妻子潘素自上海乘船到香港，再從香港乘飛機到河內，從河內轉道昆明、重慶、貴陽，但他沒有留下關於香港的記錄。靳飛揣測認為，因為記掛着住在香港的眾多朋友舊識，「張伯駒把自己的多篇重要文章，交給香港的雜誌發表，或許就是希望他的老熟人們可以讀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