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面對知識,常懷謙和之心
清明節前一兩周,從北京出差來香港時,康震在首都機場又被人認了出來:您是康老師嗎?康震通常半開玩笑地回答:「不是,我跟他長得比較像。」
一個本來以研究和傳播中國傳統文化和詩詞藝術為志業,卻因在央視講解唐詩宋詞、唐宋八大家而在內地獲得極高知名度的學者,在香港會有着怎樣的關注度?這一有趣猜想,也許可視為觀察傳統文化在今時香港社會存在感和影響力的某種試金石。
結果有點出人意料,早前康震在港數日,行程滿滿當當,其忙碌之程度,誇張點或稱得上墨突不黔、席不暇暖,除參加「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表達」學術研討會外,還有教育大學的學生講座等事項。最後一場,是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壓軸舉行、面向公眾的演講——「詩裏千秋——從古典詩詞看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學」,聽者雲集,能容納三四百人的會場幾乎坐滿。演講結束後的簽售環節,聽眾排成長龍,從講台一直排到會場後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康震,中國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研究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主要從事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的教學研究。2004年,還是青年教師的康震,應邀參與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的錄製工作,先後主講「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蘇軾」、「李清照」以及「唐宋八大家」等專題講座,出版有《康震詩詞課:蘇東坡12講》、《康震古詩詞81課》(繁體版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等多部普及著作。有媒體評論稱:「康震教授的講解匯通古今,融學識、文采、情感於一爐,使讀者在感悟詩詞人生、品味詩詞之美的同時,陶冶了情操,提升了文學修養和藝術品位。康震在研究、傳播古詩詞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早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了康震教授,圍繞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表達與傳播、其個人在電視平台的文化宣講等話題,康震先生均有深入思考和清晰表達。與他已為人所知的公眾人物形象有所不同,屏幕之外的康震,表現出的並非他在節目中所抒發過的那些文人生命意境的自在灑脫風采,而是一名事業有成中年人的沉穩和幹練,和還在參與傳統文化推廣普及以及大眾趣味塑造的學者,所必要有的嚴謹和分寸感(他現在還是央視知名節目《中國詩詞大會》的點評嘉賓)。他講話得體,甚至有點掂量和斟酌;腰桿挺直、眼神溫和,有對人的尊重和善意。
大眾傳播亦需要精準與嚴謹
與《百家講壇》的結緣,讓康震的詩詞講述走出象牙塔,需要直接面對更為廣闊的普羅大眾。一位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是如何做到學術表達和大眾傳播兩者兼得的?「對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這些詩人,因為我本身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從本科開始就讀他們的詩詞,難度還不是特別大,後來講唐宋八大家的時候就不一樣了。無論是韓、柳還是六位宋代作家,第一新舊唐書、宋史及其他相關原始文獻我要弄清楚;第二我要通讀他們的年譜;第三要閱讀他們最經典的文章,特別是他們的書信。所幸學術界對這些人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火車上、飛機上,在所有可能的時間,我都在讀跟他們相關的書。好在那時還比較年輕,三四十歲,就是通宵達旦地讀書做筆記。像柳宗元的那些文章書信,看完後我甚至來不及整理出現成的稿子,就只是把材料按要講的邏輯排好,打印出來,拿着打印材料就直接上去講了。所以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鍛煉。」
對如何向公眾深入淺出地講解傳統文化知識,康震想了很多辦法。「比方說像曾鞏,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中最容易被忘掉的。那怎麼講呢?曾鞏跟王安石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們有共同的老師歐陽修,是他介紹王安石認識的歐陽修。他跟歐陽修是老鄉。曾鞏中進士很晚,大概39歲快40歲才中進士,這個不同尋常,宋代其他幾個大家都是20多歲就中了進士。他為什麼中進士晚呢?學者研究可能不關注這個,但我關注,因為他家境比較貧寒,家裏人口多,他爸可能也沒什麼本事,讓曾鞏成了他家掙錢、料理家務的頂樑柱。他還教導他的家族弟兄和子弟考進士,所以十年之間他家考中了十位進士,最後包括他自己。曾鞏在一般人看來不是風生水起之輩,但他不但養家,而且養家裏邊的進士,這在唐宋八大家裏獨此一人。就此一點,後人就應該向他投以尊重的目光。」
「此外,歐陽修是當時文壇領袖,選擇了蘇軾作為繼承者,歐陽修當然很欣賞蘇軾,但他最喜歡的是曾鞏。為什麼?因為曾鞏是個純儒,文章中有非常純正的儒家思想,而且他文章的結構比較簡單。所以過去有種說法,學習古文先要從曾鞏入手,從曾鞏上揚到歐陽修,再從歐陽修上溯到班、馬(班固與司馬遷),也就是《史記》和《漢書》。從來沒人認為寫文章要從蘇軾入手,蘇軾學不來,他文章中儒釋道都在裏邊。所以到了清朝後曾鞏被抬得很高,他被誤解為是個理學家,就是因為他的儒學氣質非常純正。要知道茅坤(明朝文學家,選編八位名家作品,『唐宋八大家』之稱由此開始)選文時,曾鞏文章選得很少,但後來清代張伯行選唐宋八大家文時,曾鞏應該是入選最多的。這充分說明,曾鞏在後人心目中地位在提高。所以我給普通聽眾講:想成為蘇東坡不太可能,曾鞏在文學貢獻上比蘇軾等要略遜一籌。但要成為曾鞏,只要你夠努力、關愛家人,就能做到。」
回憶這段通過電視向大眾普及傳統文化的經歷,康震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他講了兩個例子:「比方說講到韓愈的『文以明道』,我師兄有次跟我吃飯,就說『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不是一回事,『文以載道』是周敦頤才提出來的,雖然僅有一字之差,內涵上有很大變化。我的思考是,學術界會關注你怎麼把研究成果傳遞給大眾,是應該做精準的學術表達,不可以用一種普泛性概念去涵蓋。包括像李白出生地的爭論,有人說在四川,有人說是在碎葉,郭沫若先生就認為是碎葉出生的。那你講的時候就要嚴謹一點,你可以說李白的出生地學術界目前有爭議,有碎葉說、江油說兩種。多數認為江油說有疑點,碎葉說比較符合實際,但有一條可以肯定,不管李白在哪出生,他是在四川江油的氛圍裏成長起來,我們認為成長對一個人更關鍵。你這樣一講就比較好,符合實際,不譁眾取寵。我畢竟是在學術圈子裏面,一直比較關注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我就是把學術界的精粹集合起來,結合大眾需求做了一個解讀。」
最新研究 講文學對都城的塑造
其實,對今天的康震來說,電視生涯更多只是客串和往事,教學研究才是立身本業。康震的博士論文是寫「長安文化與隋唐詩歌」,由此出發,近年來他主持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都城文化與古代文學及相關文獻研究。「團隊大概有20個人,每個人從先秦一直寫到明清,現正申請國家出版基金,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大概要出 20 多本書,打算對中國古代都城的文化與文學研究,做一個徹底了解。」康震解釋說,很多古都也是現在的中心城市,包括南京、西安、北京等,他希望「以一種面向大眾的方式,展示古都和現代城市在文化上的淵源和聯繫」。他正在寫的兩篇論文之一,就是講文學對都城的塑造,「歷史是講真,文學是講意願;歷史講都城是什麼,而文學講都城應該成為什麼。這是課題非常大的亮點」。
談到電視造星時代的人性考驗,康震表現出了令人稱許的審慎思考和警醒能力。「我並不認為我在電視上講了課,大家都認識我,就說明我水平高了,不是這麼回事。跟很多真正的學術名家、大家相比,我還差得遠。他們因為沒這個機會,而沒獲得公眾對他們的關注,不是因為他們學問做得差。我更關注的是自己成長了沒有,能不能用我講的課幫助別人成長,我對這個事非常在意。」
他的謙虛謹慎,也許出於天性,也有家教成分。「從小在大學裏長大,我接觸知識分子太多了。中國讀書人都還是比較謙和的,待在一個人才扎堆的地方,你會覺得自己沒什麼好驕傲的。面對知識,你有什麼好驕傲的?面對圖書館,你有什麼好驕傲的?」康震說。
一位專心於古典文學、本應在青燈黃卷中度過學術人生的學者,卻無心插柳,以學識和口才加上命運安排而成為公眾人物,此戲劇性變化,對絕大多數人都是一場人性誘惑。不過,康震說自己並不期待參加更多電視節目,「到了這個年齡,即便是學術普及讀物,也應該留下幾本有分量的書。即便在電視上錄節目,也應該多講幾句有分量的話。哪怕只有一句話,人家說:哎,這人有長進。我覺得這是對我最大的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