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繫香江】聽吳歡講五百年文脈的溫度
楊流昌
中環的玻璃幕牆在夕陽裏泛着蜜色，我乘電梯上到環貿中心31樓，電梯門開時，先聞見一縷松煙墨香——吳歡任會長的香港畫院藏在現代寫字樓裏，推門竟像踏進個「時空褶皺」：左邊是整面落地窗，維港的波光漫進來；右邊是排深棕木博古架，供春壺、新鳳霞的戲服、吳瀛的故宮押運日誌，在射燈下泛着溫潤的光。
「來得巧，剛校完《吳氏止園》的新版。」吳歡從博古架後探出身，手裏還捏着支狼毫筆，袖口沾着點墨漬。他引我到臨窗的茶桌旁，桌上擺着一套宜興紫砂壺，壺身刻着「不求載譽，但求心手合一」——「這是我太爺爺的太爺爺吳綸當年的製壺心得，」他笑着倒茶，「您嘗嘗，今年的新茶，配這壺正好。」
茶盞騰起熱氣時，我瞥見博古架最上層有塊紅綢，掀開一角，是幅泛黃的《富春山居圖》摹本。「這是我明末世祖吳靜庵當年從火裏搶出來的半卷。」吳歡指尖輕撫畫上焦痕，「明末我世祖吳洪裕愛極了這畫，臨終要拿它殉葬，其侄靜庵世祖半夜溜進靈堂，用偷樑換柱的法子把畫換出來——為躲追查，藏在灶膛裏熏了三天，您看這道破洞，就是那會兒留下的。」他翻開桌上的《吳氏止園》，「書裏夾着半片當時的灶灰，我爺爺說，這是『文脈的體溫』。」
環貿的玻璃窗外，寫字樓裏的年輕人在電梯間行色匆匆，而畫院裏卻像流動着另一個時空：牆角立着新鳳霞1952年在香港拍《花為媒》時穿的戲服，大紅緞子上百隻鳳凰的金線已有些脫落，吳歡輕輕抖開水袖，繡線發出細碎的響：「我媽說，這戲服不是布，是戲魂。當年演《劉巧兒》，她為了繡『並蒂蓮』，在我太奶奶指導下熬了三個通宵。『文革』時紅衛兵砸了戲箱，她趁亂撿回這塊碎片，用舊線補了朵小花——您看這兒，針腳歪歪扭扭的，倒比新的更鮮活。」
博古架中間擺着本舊相冊，翻開是吳瀛押運故宮文物的老照片：1933年冬，他裹着灰布棉袍站在鐵皮車廂前，身後是堆成山的木箱，箱面「故宮博物院」的封條被雪水浸得發皺。「這是我爺爺當年寫的押運日誌。」他從相冊裏抽出張泛黃的紙，「『十月初三，雨。過徐州時遇轟炸，護車士兵中彈，懷中緊抱的《百駿圖》竟毫髮無損。』」吳歡的聲音輕得像嘆息，「這批文物裏有《伯遠帖》《中秋帖》，後來成了故宮『三希堂』的鎮館之寶。我爺爺說，他當時就一個念頭——這些東西要是沒了，我們這代人死都不能閉眼。」
轉過茶桌，吳歡的工作枱鋪着半幅未完成的《天眼·龍馬精神》油畫，抽象的色塊裏隱約能辨出龍的鬚角、馬的鬃毛。「這是為米蘭世博會準備的。」他蘸了蘸調色盤，「評委問我『這畫裏的哲學是什麼』，我跟他們說，是中國人骨子裏的『韌性』——就像我太奶奶繡戲服，線斷了就接；我爺爺護文物，炸彈炸了就再包一層稻草；我父母在牛棚裏，就把《鳳凰城》的劇本抄在煙盒紙上。」
暮色漫進窗戶時，吳歡鋪紙研墨：「您來了，我得送幅字。」筆鋒落下，「秦漢唐宋」四個大字漸次清晰，楷書的厚重裏帶着行草的靈動。「為什麼寫這四個朝代？」他蘸了蘸墨，「秦漢是制度奠基，唐宋是文化巔峰，我們吳家從明代製壺、清朝護畫，到爸媽搞戲劇、我畫畫辦展，剛好穿過這幾個朝代的縫隙。這四個字，既是家族的坐標，也是文化的刻度。」
離開時，吳歡把《吳氏止園》塞進我懷裏，書裏夾着張便箋：「收藏不是佔為己有，是替時代保管心跳。」環貿的霓虹亮起來了，我摸着書中那些泛黃的紙頁——供春壺的泥樣、故宮文物的押運日誌、新鳳霞的戲服設計圖、吳歡在聯合國辦展的請柬，忽然懂了他說的「五百年文脈」是什麼：不是鎖在保險櫃裏的古董，是一輩輩人用性命守護的熱望，是刻在血脈裏的「不能斷」。
電梯下行時，維港的晚潮聲透過玻璃傳來。我望着31樓畫室的燈光，想起吳歡說的：「我們吳家的收藏，原是一罈陳酒，封罈時想着傳給子孫，後來才明白，是要拿出來請天下人共飲的。」而這罈酒，正散着醇厚的香，漫過環貿的玻璃幕牆，漫過香江的晚潮，漫向更遠的遠方。
（作者為中聯辦台務部原部長，現任太和智庫港澳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