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出席「年度卓越華語作家」活動 王安憶暢談「小說的路」

◆王安憶
◆王安憶



◆王安憶(右)與唐睿對談。
◆王安憶(右)與唐睿對談。

  日前,著名作家王安憶應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之邀,赴港參加「華語作家創作坊」所舉行的「年度卓越華語作家」活動,並以「小說的路」為題舉行公開講座。在講座上,王安憶暢談自己的文學歷程與寫作方法,真摯幽默的發言贏得了現場讀者的熱烈反應。◆文:草草  圖:「華語作家創作坊」提供

  寫作是從哪裏開始的呢?王安憶說,剛開始時大概不會有特別理性的規劃,要去表達什麼樣的哲學看法,或是描寫怎麼樣的人生畫卷。最初的起點,往往非常單純——對文字的愛好。「中國的文字是非常奇妙的,它不嚴謹,甚至很曖昧,特別適合文學,因為文學本身就不是明確地劃分邊界的東西。中文是很有智慧的文字。」

  寫作的起點定是來自於對文字、對故事、對敘述的喜愛。喜歡聽故事,然後慢慢學着去講故事。她回憶自己中學時碰上「文革」,下鄉勞動,成為「沒有知識」的「知識青年」。少年的年紀去到農村,離開自己的家鄉,心情非常苦悶,母親便建議她寫日記記錄生活和心情。

  母親並沒有激勵她成為作家的苦心,只是覺得寫作可以讓她快樂。多年後她再回看,才有了不一樣的感觸,「大概一是因為我喜歡閱讀故事,另外還因為有一個奇怪的關係,就是你經歷的生活到了你筆下會變成另一種生活。」這是寫作的魔力所在。「所以,我們有時會說,你是很難在小說中找到生活的真相的。」

  一旦有了文字,作家變成強者

  王安憶說,作家和生活之間有着非常奇特的關係,「當我最早開始寫作,我已經覺得我和周圍普遍性的東西有些格格不入,這大概是每一個寫作的人會遇到的處境,就是你和生活間是很緊張的關係。」

  而作家還有一個毛病,就是行動能力都不高。她分享曾聽過莫言講述鄉間生活,知識分子和旅遊者總覺得麥子很漂亮,稻浪滾滾是浪漫的景觀,「但莫言就說,收麥的季節是很殘酷的季節。因為要搶收,那個勞動的強度是人體很難承受的。所以從這裏看出,莫言作為農人大概是不大合格的。」王安憶笑,「而且我發現我們作家都不大能勞動的,賈平凹勞動也很差。好像作家是一種在現實生活中能力很差的人。」

  「可是一旦他們有了文字,去敘述自己的生活時,他們就變成一個強者。」

  那寫作會否源自對周遭世界的懷疑呢?「懷疑是一個很高級的哲學處境,可能要等我們慢慢成熟寫了很多很多,失敗了很多很多,才會清醒我們是從哪裏來的。這是一個後來才能體認的事情。」作家對世界也許抱持懷疑,但具體懷疑的是什麼,卻很難言說。「唯一肯定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人世不是大家所看到的。大家看到的都不能滿足我,寫小說的人恐怕都有這種困惑:為什麼大家都這麼看?可是大家看到的景觀都不是我所看到的。」在王安憶看來,這大概是寫作者的困境,卻也是一種特權,「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和大家不同的人,可以在寫作中實現這麼一個聽起來很孤傲,其實又是很可憐的、不太可能的這麼一個身份。」

  寫作的苦與樂

  多年來,王安憶保持着規律的、高質量的創作與出版,創作於她而言,苦樂何在?

  「創作還是比較艱苦的,樂趣很大部分來自於克服困難。」

  王安憶說,寫作特別順利時,往往是最不好的時候。「過於順利,說明沒有碰到難關,沒有碰到你要寫的事情的本質上的東西。」而當寫作讓她苦惱,覺得要吭哧吭哧往前走的時候,在在才是光明即將出現的時候。「當你寫作時,要走別人沒走過的路,那就如同從堅硬的實體中開鑿一個洞出來,克服困難就是很大的樂趣。」

  這麼描述寫作好像過於平板,在王安憶看來,寫作的艱苦不像所表達的這麼輕鬆,但也沒有那麼神秘,而是很瑣碎的,「每天你坐在書桌前面,要把你的人物往前推一點,把他的命運往前推一點,碰到的問題是非常具體的。」

  在這個過程中,寫作者是孤獨的,所有的細節都要靠自己獨坐搜腸刮肚來解決,沒有人可以幫忙。能幫上忙的只有寫作者過往的生活,以及見過的人和事。「但我恰恰是一個現實生活非常不豐滿、很匱乏的人,所以對我來說寫作最麻煩的是材料的問題。」

  她提起莫言和閻連科,認為他們都在農村長大,從小在一個社會性的環境中,所接觸的人、鄉村的歷史、鄉村的民間文化都給他們很多養料。「而我很缺乏材料,尤其當你很早開始寫作就會苦於沒有材料。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職業作家其實是蠻危險的。」她說,「有時我聽閻連科他們在那聊天,還有東北的遲子建,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太奇特了,我要是能有他們生活的一個角,我可能又能寫出很多東西來了。」

  作家的勞動很乏味

  村上春樹熱衷長跑,王文興喜歡在半夜寫作,王安憶是否也有自己獨特的寫作習慣?「小說是很實在的勞動,和寫詩不一樣,詩很輕盈,可能需要你一下的靈感的激發,小說靈感則談不大上,它是一磚一瓦建起來的,所以寫小說的作者最需要有一定的健康。」她笑道,作者要把最好的狀態留給寫作,就需要節約體力,最重要的是規律的生活。「比如史蒂芬·金、村上春樹,他們的生活都很有規律的。」

  在她看來,寫作者的生活外人看來其實是很乏味的,「關於作家的外部生活的電影,你很難找到的。寫托爾斯泰的《最後一站》,其實不是寫他,而是他的家庭問題。我還看過一個寫海明威的編輯的《天才捕手》,也不是寫作家本身。作家的勞動看上去很乏味很無聊,就坐在那裏寫。你看記者、攝影家來給我們拍照,他們也很為難的,拍什麼呢?就坐着寫,太乏味了。如果是拍一個舞者,那真的是千姿百態,非常漂亮,運動員也很漂亮。他們是有很多外部的形態和活動的。作者真的乏味得要命,而且大部分作者還長得不好看。」她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