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鎧立談「一一三部曲」：舞台好像有了自己的生命
去年是著名導演楊德昌逝世15周年，香港導演林奕華改編自楊導電影《一一》的舞台三部曲則在今年邁到終章。三部曲由創作初始，便邀得楊德昌導演的遺孀彭鎧立女士擔任首席創作顧問兼監製，在她看來，《一一》如同一個有機體，將眾人「吸」入其中，在疫情突襲的停頓日子中，創作者們意外地有機會慢慢醞釀，朝着自己心中的夢幻作品不斷前進。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彭鎧立回憶起與林奕華（Edward）的相識，那是在九十年末，當時她在台北主持廣播節目《台北深呼吸》，林奕華和團隊正好是一期節目的嘉賓。隔了沒多久，林奕華的音樂劇《梁祝的繼承者們》在台北上演，「我就和我的Edward（楊德昌導演）一起去看他的演出，他則來到觀眾席和我們聊天。」她說起對林奕華作品的印象，「我還蠻喜歡的，特別覺得他的文字駕馭能力很好，對於比較古典的東西，他的嘗試和詮釋都蠻有創意的，也很誠懇，有自己原創的東西。」
從音樂劇發想
到了2015年左右，兩人開始正式交流將楊德昌導演的電影改編成舞台劇的可能。對於彭鎧立來說，如果要做媒材的轉換，就不能局限在內容的平移。「我希望除了原著精神外，創作者自己必須要很有感覺。雖則原著精神為骨幹，但創作要有全新的角度和詮釋，這個過程才會有意思，才有當代感。」
「我當時比較希望從《獨立時代》開始，」她續說，「因為它本身的形式就比較戲劇，靠近舞台感覺。但Edward卻提出希望做《一一》。」
《一一》中有大量音樂的運用，彭鎧立覺得它更加靠近歌劇或者音樂劇。「電影的一開始就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歡樂頌〉，整個故事也是從婚禮，從小baby的心跳開始。從新生命開始，到影片最後的喪禮結束。基本上楊導演是希望用這樣的形式來代表生命的光譜。所以音樂裏面，我用得比較多的是奏鳴曲式，因為奏鳴曲很多起承轉合，是一種既古典但是又包羅萬象，很圓融的曲式。如果要把《一一》轉成音樂劇，隔閡不會很大。」
疫情下的變奏
但疫情的發生，打散了整個創作計劃。在當時極為艱難的外部環境下，林奕華由頭開始，將《一一》重新拆解，從大群戲音樂劇，轉變為「兩個人的solo」，又或是影像裝置——整個過程是不斷地化繁為簡，也是創作者不停歇地與時間賽跑。
2021年的首部曲《一個人的一一》抽取電影中小朋友洋洋的角色，探討科技與人的關係，也探討「觀看」的方式。桌椅與白板構成簡約的舞台，白板象徵着眼睛、窗口，又或是手邊數不清的數碼熒幕，它隱喻新時代中人與人、人與外界的聯繫是如何被框限——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全部嗎？
《兩個人的一一：14首搖籃曲》則將視角投向電影中睡不着的婷婷和沉睡不醒的婆婆，作品以裝置展覽的方式建構14個視覺與聽覺的小宇宙，讓人在鬧市中進入冥想。即將上演的《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創作團隊跟隨電影中NJ的腳步走訪熱海，是「故地重遊」還是「重蹈覆轍」？
這三部曲也是林奕華本身劇場風格的全新嘗試，想要在裏面尋找電影故事的再講述也許是徒勞，它們更像是創作者們在疫情封閉的藩籬中，與電影和自我的對話。林奕華抽取電影中的線索，所編織呈現的卻更加跳脫與微妙。
「超過三年的時間，《一一》的舞台形式好像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彭鎧立說。
《一一》就像口袋書
「對我來說，《一一》就是一個口袋書，可以時不時拿出來。」彭鎧立說，「《一一》其實蠻『老』了，但是它可以重複看，而每次都不會覺得它是一個陳舊的東西，那個溫度是不會冷卻的。它好像表面看起來就是很平常的家庭故事，但是我每次在不同階段看，都會從不同角色中獲得不同的溫暖，和對當時我生活的一個對話或者滋養。《一一》有很特別的鎮定的力量。」
彭鎧立說，最初創作時，她曾和林奕華說洋洋其實可以是一個小機器人。因為楊導演一直對科技對人的行為與生活方式的影響抱持敏感的觸覺，在電影中，他談及陪伴型機器人，在今日看來，如同某種「預知」。「接下來疫情突然爆發了，我們大家都活在用zoom來互相接觸的方式中，我看到的你和你看到的我都是被科幻化的，我們只能看到對方的部分。於是對林奕華來說，這個機器人，以及《一一》中講到的科技對人的衝擊，被他作為一個隱喻拿出來。」接下來的婷婷和婆婆的故事，到現在NJ的旅程，其中各種元素的抽取都展現了導演縝密的思考，「他看到的點，和分享出來給觀眾的敘事，都很珍貴。」
在她看來，如果沒有疫情，演出大概會成為一個音樂劇，然後做完就move on。但是疫情的突發卻意外地讓大家被迫滯留在時間中，而有了慢慢去醞釀的機會。「這些時間，讓我們互相之間更加了解，我們練習做功課，嘗試去『煮』出我們想像的東西，可能會真的是蠻夢幻的作品呢。」她笑道，「《一一》就像是一個有機體，把我們都吸住，讓我們放下很多東西，慢慢去練習一起合作。」而等到合適的時機，她仍然希望音樂劇《一一》可以成形。
《三個人的一一：NJ的熱海旅行》
日期：5月20日 晚上7時45分 5月21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