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語背後】漁民村頭那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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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山西南麓，深圳河中上游，有一條由33戶人家組成的自然村落，叫漁民村。村民祖輩輾轉東莞、新安一帶打魚，以船為家，即所謂水上蜑民，俗稱「水流柴」。新中國成立後，在政府的鼓勵和幫扶下，陸續棄船上岸，農漁兼營，生活尚可自足，但富裕始終無從談起。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優先開發羅湖周邊，移山填海，大興土木。漁民村人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組建車隊船隊，為建設工地運送沙石磚料，積累了第一桶金。隨後，一發不可收拾，與港商合作開展「三來一補」加工、酒店租賃、水產養殖等多種經營，成效立現。早在1981年，漁民村戶均收入即達10,588元，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時，專程到訪漁民村。此後，歷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蒞臨，漁民村儼然成為沿海改革開放和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標本。媒體上一度有「深圳短短40年就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現代化大都市」的說法，出處也許就在這裏。儘管與歷史事實並不相符，卻很形象、很生動，因而廣為流傳。
漁民村沿深圳河上行數百米，拐過一道彎便是歷經滄桑的羅湖橋。橋並不大，但修建過程充滿了曲折，通車之後承載的歷史記憶越發厚重，可以說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百年互動的親歷者，被譽為「中國第一條通往世界的橋樑」。不知漁民村人是否意識到，村頭這座不起眼的小橋，伴隨着國人放眼看世界的整個進程，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開放之橋。
2004年9月15日下午，我乘坐廣九直通車第一次經過羅湖橋。那瞬間的感覺，五味雜陳，終生難忘。
當其時，已年屆不惑的我從首都北京轉崗到香港工作，面臨全新的環境。由於專業背景是世界近現代史，對香港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知道腳下這座小小的橋，連接的不僅僅是深圳與香港的地理，還連接着中華民族從屈辱到崛起、從封閉到開放的歷史軌跡，連接着東西方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博弈。內心有些忐忑，但對新的社會環境和職業經歷充滿了期待。
羅湖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永樂年間修築的木石小橋。作為民間自由往來的通道，存在了580多年。那時，深圳河還叫羅溪，還是漁歌晚唱的水鄉，沒有淪為風雲激盪的界河。「羅」字源於古越語，是古壯侗語對山的稱呼，帶有「羅」字的山名為古代百越人的遺留，羅湖、羅溪都來自周圍湖塘眾多的那座山的名字。
我們要談的羅湖橋，當然不是羅溪時代的羅湖橋。現代意義上的羅湖橋故事，始於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後，香港、九龍相繼被割讓，洋務運動陸續興起。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廣東候補知府易學灝具呈兩廣總督李瀚章（李鴻章胞兄），擬以湊集商股方式，修築廣州至九龍的鐵路。因粵漢鐵路尚未修通，計劃未獲批准。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署，新界被強租，深圳河正式成為界河。次年，兩國政府即議定修築廣九鐵路，又因故擱置。直至1907年初，《廣九鐵路借款合同》在北京簽訂，修築計劃全面啟動。經雙方協商，廣九鐵路分華、英兩段，以羅湖橋中孔第二節為界，華段142.77公里，英段35.78公里。鑒於英段已於1905年先期開工，華段也於借款合同簽署生效後立即施工。1911年8月，兩段鐵路在羅湖橋接軌聯通，隨後中英雙方訂立了聯軌營業合同。同年10月，廣九鐵路全線通車後第一列火車從九龍尖沙咀出發，越過羅湖橋，駛向廣州大沙頭車站。
由中國第一代鐵路工程師詹天祐設計監造的羅湖橋，初為三孔鋼橋。1941年，港英為阻止日軍侵港，一度將橋拆毀，日軍佔據香港後重建。今天羅湖橋香港一側，還能看到舊羅湖橋的鋼樑遺蹟，靜臥在亂枝雜草之間，經風沐雨……
1949年10月，在解放廣州、深圳的戰鬥中，廣九鐵路員工積極護路，鐵路免遭破壞，但路況並不好。羅湖橋也一樣，橋面狹窄，且橋身無頂無棚，日曬雨淋下銹跡斑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羅湖橋改建成鋼筋水泥橋，橋面加寬了一倍多，隨後又加蓋了鐵皮篷頂，兩側加了鐵欄杆，並增設了人行道。不過總體上看，羅湖口岸雖然是共和國的南大門，但除了三層樓的深圳站和海關聯檢樓外，四周還是一片荒涼。羅湖橋中間有一條醒目的白線，橋頭有哨兵把守，顯得非常神秘。
羅湖橋真正脫胎換骨，是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以後。為了滿足迅速膨脹的過境需求，當年就在羅湖橋東側建起了平行的人行橋，首次實現人車分流。第二年完成深港口岸建設，隨後建成出入境分流的雙層人行橋。當時的客流量完全稱得上絕無僅有，最高可達每天70萬人次。南下淘金的弄潮兒，使香港社會出現一個特殊的階層——新港人，亦稱「港漂」。而羅湖橋上來來往往的港客，他們帶來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隨之而來的牛仔褲、花格衫、收錄機、流行歌曲等生活方式，一度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符號。
有意思的是，除了廣九直通車和聯檢大樓的雙層人行橋，羅湖口岸還有一條特殊的通道——耕作口，它或許才是不少當地人心目中的「羅湖橋」。一直以來，深港兩地的村民並沒因深圳河成為界河而改變世代沿襲的土地產權和耕作方式。在深圳河南邊，仍有寶安鄉親賴以生存的數千畝田地和魚塘，村民都持有一張耕作證，憑證跨境耕種、收穫與交易。
我派駐香港工作16年多，無數次從羅湖橋上走過。撫今追昔，隱隱可以感受到鴉片戰爭瀰漫的硝煙，辛亥革命喚醒的民族民主自覺；感受到產業工人從省港大罷工走上中國歷史舞台，東江縱隊在抗日烽火中鍛造英雄傳奇；感受到供港三趟快車承載的同胞情，百萬大逃港留下的辛酸史；感受到改革開放潮起珠江，商緣親情血濃於水，「一國兩制」起伏跌宕……
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與開放的關係：改革開放，前提是開放，主要表現也是開放。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也是對內開放，通過開放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實際上都叫開放政策。
所以，不以開放為前提的改革，不是真正意義的改革，充其量是「內卷」。推行開放政策，當有進取之心，更需包容之量，魚龍混雜為表，兼收並蓄為裏，去偽存真為要。據有關方面介紹，隨着新一輪深港合作全面展開，兩地將共同打造羅湖口岸片區。假以時日，深圳河或許真能成為巴黎的塞納河、上海的黃浦江，以多彩的城市霓虹，演繹別樣的南國浪漫。那時候的羅湖橋，又將帶給我們怎樣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