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見/作為「遊戲」的電影\賴秀俞
程耳的電影《無名》上映後，好評之外，不少人的共同感受是，電影「線頭」太多，謎團重重。不過，倘若我們從遊戲視角來考察《無名》以及一系列與之相似的電影，可以發現，謎正是這類電影的核心。對程耳而言，猜謎與解謎可謂其作者性的象徵。無論是以前的《羅曼蒂克消亡史》，還是這次的《無名》，它們指向一種當代華語電影的趨勢，那就是對遊戲思維的模擬。觀眾觀看這類電影的過程，也是玩劇情遊戲的過程。事實上，「劇本殺」等遊戲已成為當今文娛產業的一大主題。而這類電影往往通過締造遊戲場景，模擬遊戲體驗，經由觀眾的推理與解題，方得以真正地「完成」。因此，這類電影具有強烈的互動性。無怪乎有觀眾將觀看程耳作品的過程視為「拼圖」。
遊戲思維在電影藝術中的介入，顯示電影的視聽設計已不僅僅局限於故事的內容，而在於故事的講法。換言之，故事講了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是如何被講述出來的。二○二一年的《刺殺小說家》用鏡頭模擬遊戲視角，已讓我們在大銀幕中領略電影的遊戲化。而這次程耳的《無名》延續上一部作品《羅曼蒂克消亡史》的敘事風格，讓觀眾返回他所建構的民國想像時空，進行解謎。不過，相對於後者，《無名》通過大量線索的投擲，大大降低了遊戲難度。同時在視聽語言上採取了更為商業化的設計，上下鏡頭之間的「頂真」讓整個故事的時間順序有跡可循，使觀眾能夠更容易在這個遊戲中獲得快感體驗。
可以說，作為一部電影，《無名》同時也是一個在沉浸感方面表現優秀的「遊戲」。梁朝偉飾演的何先生與王一博飾演的葉先生是共產黨地下革命的前輩與後生，二者之間的代際關係固然暗示着革命的血脈傳承，但二人在影片中後段為了獲取日本人的信任而故意設計的殊死搏鬥，讓人完全相信他們此刻正是要置對方於死地。日本投降後，作為「漢奸」的葉先生在被捕的卡車上對何先生的挑釁，不得不教人對他恨得咬牙切齒。這樣的沉浸感使觀眾的解謎動力得以延續至影片片尾。
影片中的服裝、食物、動物皆是解謎的一環。程耳用三類狗的差異隱喻抗戰期間的三種生命形態；民國上海街頭點心店的拿破侖蛋糕是傳遞消息的載體；而地下革命者衣袖黏上的血跡代表着難以忘記的殺戮；領帶則暗示一個年輕、天真的革命青年在巨變的年代，急遽成熟的內心世界。而影片中的大部分心理活動，更依靠鏡子完成。此外，在內容上，這些謎題不僅局限於電影本身，還有其廣闊的歷史維度和與其他電影作品的互文性。由江疏影飾演的女特務在審問現場對梁朝偉一訴衷腸時，鄭蘋如的真實故事與李安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色，戒》在《無名》中相遇。這一次，梁朝偉從《色，戒》中的「當事人」搖身一變為這段慘烈愛情的旁觀者。
不過，這些由一系列革命者組成的敘事並不局限於一個簡單的潛伏故事。很多人因為其中的諜戰情節，將之與《風聲》相提並論。實際上二者相當不同。《無名》的焦點並不在於潛伏本身，而在於展現民國往事的「裏子」── 一個以華麗的外表包裹的頹廢世界。其精髓是此中的灰色地帶，以及身處於幽暗之間的靈魂。當程耳屢屢將電影的時間軸定位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時，不難看出他對民國作為巨變時代的深深着迷。而通往民國往事的暗道，在程耳的想像中，則是作為「拼圖遊戲」的電影。不僅僅程耳的創作，起碼在可見的未來裏，華語電影的遊戲化將會更加普遍和顯著。這至少意味着，電影固然還是一個講故事的載體──故事對於電影而言仍然是重中之重，但它講故事的方式注定要迎接更多革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