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語背後】南頭古城：悠悠千載啟新帆（中）
木 木
今天的南頭古城，已成為深圳城中村改造的樣板項目，以文化創意產業聞名，吸引了無數前來打卡的遊客。當我走在古城修舊如舊的青石板路上，感受着這片土地的興衰往復，滄桑感油然而生。
一座千年古城，何以淪落為城中村？我諮詢了深圳特區的一些早期建設者，也通過查閱《新安縣志》尋求答案。新安自萬曆元年立縣以來，修志比較頻繁，明清兩代各有三部。據年代最近的嘉慶縣志記載，新安縣有兩大突出特點：其一，廣東沿海州縣，皆抵海而止，惟新安一縣，內洋島嶼，下有居民，與他所不同。其二，全縣計有570多條本籍村，270多條客籍村，兩者佔比約2：1，客家文化迄今仍是深圳和香港地方文化的鮮明標識。
這樣的縣域特徵，決定了南頭雖然建城歷史悠久，但內核始終是經略邊防及海上貿易。因此，南頭作為縣城，與內地縣城的明顯差別，是本土文化的積累不夠，隨政策和移民的變化而起伏漲落，缺乏穩定性和延續性。從萬曆朝到嘉慶朝短短250年間，竟六修縣志，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種變化的烈度。
新安縣的設立，是大明王朝主動開放海禁的產物。就在新安縣建縣同一年，兩艘滿載中國絲綢和瓷器的大帆船經馬尼拉駛往墨西哥，持續兩個多世紀的大帆船貿易時代拉開帷幕。兩年後，形成固定的「廣州—拉丁美洲航線」。自此，一條橫跨太平洋的「中國製造」出海之路，與傳統的橫跨印度洋抵達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東一西，呈呼應之勢。
南頭位於海上絲綢之路兩條主航線的交匯處，盡享天時地利，很快成為沿海行政中心、海防要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集散地，繁盛一時。商旅往來，人文薈萃，新安八景，氣象萬千。一座富甲嶺南、融會中西的大城，呼之欲出。
可惜，好景不長。正當綿延數千年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元明兩代達至巔峰時，歐洲列強開始進行全球性海上殖民擴張。地理大發現所伴生的大航海冒險活動，開啟了世界性海洋貿易新格局。西歐商人的海上擴張，改變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的和平貿易主基調，商業活動常常伴隨非法貿易、戰爭硝煙和武裝搶劫。面對西方國家海盜般的殖民掠奪，中國封建王朝卻日益走向保守，長期閉關鎖國，導致以「鄭和七下西洋」為標誌的海上優勢喪失殆盡。
內外形勢嚴峻而複雜，明王朝基於海防安全和經濟壓力的考慮，頻繁調整邊防和海洋政策，在開海與禁海之間不斷變更，朝野士人亦各持己見。尤其是明朝末年，短短十數年間，就經歷了天啟元年（1621年）開海、四年禁海、五年開海，崇禎元年（1628年）禁海、六年開海。海洋政策極不穩定，像南頭這樣的沿海城市首當其衝，發展難以持續。
清朝初年，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應鄭成功反清，邊防和海洋政策更是從所謂「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的禁海發展到不顧一切後果的遷海。康熙元年，下令內遷50里；康熙四年，再遷30里。不願內遷者，格殺勿論。千千萬萬沿海居民深受其害，並殃及遠在南海諸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他們不得不放棄家園，或被迫內遷，或遠逃海外。南粵大地頃刻荒蕪一片，亡者載道，哀鴻遍野。
因海而生的新安縣，頓失立錐之地。康熙五年（1666年）被撤銷建制，重新併入東莞縣。三年後，在當地士紳反覆上書游說下，新安縣得以復置，縣治仍在南頭，但再難回復當年盛況。
滿清統治者企圖通過「夷其地，空其人」的遷海政策，毀房屋，斥耕種，把數萬公里沿海地帶變成無人區，以達到困死鄭成功的目的。事實表明，如此倒行逆施不過是馬背民族的一廂情願。鄭氏如蛟龍入海，影響力絲毫沒有減弱，還一舉收復被荷蘭殖民者長期盤據的台灣島，威振朝野，並對西方海洋大國搶佔我東南沿海的海盜行徑起到了一定阻遏作用。
一方面，世界已進入海洋文明時代，國際格局面臨大洗牌。另一方面，出身遊牧民族的大清王朝正努力融入歷史悠久的華夏農耕文明。面對西方商船、兵船從海路紛至沓來，猛烈叩擊中國大門，天朝上下置若罔聞，甚至禁海遷界，畫地為牢，把有宋以來發達的海洋貿易生生扼殺。這不但違背天理人情，而且禁錮了整個國家的眼界和思維活力。當閉關鎖國難以為繼，國門在毫不設防下被迫打開，中華民族嘗盡了西方列強海權擴張的苦果。
不過，雖然朝廷消極經略海疆，使海洋生態日漸衰落，但開海呼聲從未停止。民間海洋力量在曲折中頑強發展，中華民族的海洋基因克服海禁政策的反覆擠壓得以延續。更有意思的是，禁海把民間海外貿易逼成了走私，地方各級官府為了牟利，與駐軍、商幫形成合力，使私商貿易有了生存空間和成長土壤，華南反而成為中西貿易和文化交融之地。這種文化傳統歷數百年而不衰，下南洋代代相襲，形成獨具特色的海外華商社會和華商網絡，並為改革開放潮起珠江埋下了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