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點滴：我曾是一個鄉村電影放映員
● 林日新
一提起鄉下的露天電影，我就激動不已——因為當電影放映隊的隊長是我人生最高光的歲月。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公社成立電影放映隊，將由三個知識青年組成。為此，公社和大隊兩級領導的子弟踴躍報名，一天之內就高達60人。縣裏要求電影隊必須有個能寫會說的高中畢業生。一聽到這個消息，我的心就蠢蠢欲動，打算毛遂自薦——當時我正在村小當民辦教師，是公社「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台柱子，而且還是隊中唯一的編劇。平時，我常給縣廣播站投稿，每周都有一兩則新聞播出——想不到第二天，我就被通知去見公社文教專幹。校長聽到這個消息，勸我三思而行。然而，當時，我正被理想燃燒着，從公社回校我就立即綑好被鋪，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學校，赴縣裏參加電影放映員培訓班去了。
好在我素來動手能力強，不到十天，我就掌握了電影放映的所有程序，在結業時，我獲得「優秀學員」稱號，並被任命為公社放映隊隊長。從此，我率領放映隊把公社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得如火如荼，第二年公社放映隊被評為「全縣的優秀放映隊」。我感到非常自豪，戴着大紅花站在拖拉機上，硬是從縣政府站到公社門口……
自從進了電影隊後，我一改當民辦教師那「童養媳」般的生活，變得自信、快樂起來。那時，每天總會有人來電影隊打聽：我們大隊哪天放電影？放什麼影片？這種被人重視的感覺真是太爽了。我的婚姻也很快得到解決：想當初在當民辦教師時，我曾向村花劉某寫了十多封信，沒得到一絲回音。可在我剛參加電影隊後，便接到了她的來信。想不到她原來是如此勢利，我就回絕了……不久，我找了個女民辦教師結婚，硬是把村花氣哭得梨花帶雨。
那時，公社要求一月輪放一次電影，輪到哪個大隊放映，便通知哪個大隊安排人來挑放映機，全不用電影隊的人辛苦。放映員只需到了下午4點趕到放映點即可。遠遠地，大隊部早就站滿了等候的人，他們一看我們來了，歡聲雷動。立即動手挖坑、立柱、拉幕布，我仨就各就各位：拉發電機、架放映機、倒影帶、試話筒，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我還要製作幻燈片，配合影片在燈片寫上合適的宣傳標語。等一切安排妥當之後，我便把大喇叭放起來：一來向鄉親們報訊，二來也可活躍氣氛。
夜幕降臨了，我把放映機旁用竹竿挑起的燈泡點亮，整個山村便迴盪着小孩子歡呼雀躍聲。我先放些新聞紀錄片熱場。這段時間裏，孩子們不感興趣，他們肆無忌憚地在場裏追逐、呼叫、吵鬧。一時間，呼兒喚女聲，喊爹叫娘聲，大人叫，小孩應，此起彼伏，人聲鼎沸。這時，就得請大隊書記喊話壓場了。書記對着話筒：「社員同志們，安靜！今晚的電影即將開映了。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代表××大隊黨支部祝今晚的電影放映成功。另外，請各家各戶管好自家的小孩，別吵別鬧，安安靜靜找個位置坐下，好好看電影。」
那時農村人基本沒什麼娛樂活動，一月一場電影算得上是人們難得的精神享受。隨着某個小孩「哇」的一聲，場裏響起一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時「八一」 電影製片廠影片的片頭會出現金光閃閃的毛主席頭像，村民們便會自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場面令人心潮澎湃，感人至極。雖然那時除了8個樣板戲，就是《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閃閃的紅星》等戰爭片，不少人已看了多遍了，主人公的台詞也背得滾瓜爛熟了，但人們仍然看得津津有味，興趣盎然。在放正片時，很少有人搗亂的。只有到了中間換片，屏幕一片雪花白時，才有人搞怪了，用兩手絞在一起演皮影戲：一個小兔子，一跳一跳的，兩隻耳朵直忽扇。惹得場內的人哈哈大笑。電影突然播放了，小兔子還在屏幕上跑，放映員就在大喇叭裏喊「擋光的閃一閃，擋光的閃一閃」。有人笑罵：「誰家的兔崽子……」引得大家又一陣哄笑。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實行了責任制，農村經濟搞活了，村民家庭富裕起來。誰家有喜事：嫁娶、金榜題名、添丁、祝壽，村民也會自己出錢，請放映隊放一場電影來慶賀。那時，無論是炎炎的夏日，還是寒冷的冬天，只要放電影，十里八鄉的男女老少幾乎全員出動，哪怕走上幾里甚至十來里山路也不嫌累。電影散場了，鄉親們提着馬燈或打着火把，像一條火龍似的，蜿蜒在田野或山坡上，煞是壯觀。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隨着電視機、VCD的出現，人們看露天電影的熱情也逐漸消退；九十年代中期，公社電影院也關門了，鄉村電影放映隊也就完成了自己使命。其時，恰逢全國民辦教師大規模轉正政策的落實，與我同期的民辦教師皆相繼轉為公辦教師。有人曾問我：假如當時不去當放映員，現在你也成公辦教師了。你後悔麼？我默默無語。好在我當年獲得自考大專文憑，在電影隊解散後，就進縣城私立學校當了一名中學老師……
如今三十多年過去了，不知還有人記得我們這些曾奔波在鄉村的電影放映員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