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一系列的症候都顯現了這個時代的口語性。但倘若我們就此斷定它是一種絕對回歸,那就會陷入歷史循環論當中不可自拔。進而,我們會對存在、價值這樣的命題產生懷疑。然而,媒介學的德布雷對未來持積極態度,在他的《普通媒介學教程》當中,他把人文與科學決然分開,認為技術可以打破我們的循環,令我們身處的環境不一樣。所以,即便人的情感從古至今都沒變過,可是激發它的對象卻不同了。

技術改變了口語的什麼?依照當前互聯網記錄一切的特徵,口語最大的變化顯然是脫離情境。儘管當我們在聽一段錄音的時候依然能夠感覺到語調、音量、斷裂和情緒,然而,這個不知在何方、由何物引起的變化因為脫離了當時當地的語境,就成了一種靜止。或者更確切地說,成了一種概念意義上的行動。於是,錄音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字。如果我們批評文字所代表的抽象正在將人類從現實世界帶離,進入符號搭建起來的抽象世界,那麼錄音只是更加巧妙地隱藏了自己作為文字的事實。

在文字所統轄的世界裏,口語的行動也旋即變成了文字的行動。福柯關注過這個現象。他曾經援引過一本語法書《Grammaire generale》,這本書對於動詞的表述是反亞里士多德的。在這本書看來,動詞並不像亞里士多德理想化的那個推論,將我們導向真實,並與事實互相印證,以表達對現實行動的忠誠。恰恰相反,動詞是體驗之後的總結,屬於一種判斷。倘若在隨時消失的口語那裏,這個總結還有現實的影子,可是錄音和文字卻是記錄性的。那麼,這個因為瞬間的行為所激發出來的瞬間判斷就會成為一個絕對判斷,變成「真理」。它跟在主語之後,但主語卻因此淪為配角,我們的注意力不是「誰」做了什麼,而是誰「做了什麼」。這個「誰」可以是任何人,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做了什麼。主體在運動當中脫離了主體本身,行動在此成為絕然的行動。於是我們說:「因為他的行動,他才是可被判斷和定義的。」實際的情況是,他正是因為這種判斷偏離他自身。他的性情、他的某種連自己都無法掌控的行為一致性不會有人關注,因為這個主體在肉眼可見範圍內的不變,正好召喚着行動的重要性。敘述就此變成了對行動的敘述。而行動的敘述是一種判斷。判斷的,就是觀念的。

所以,在當前所展現出來的聲音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外在下,隱藏着一種主體覺悟。這就是德里達重提聲音的原因。他想要說明的是,我們不應該簡單地把聲音等同於時空範圍內的狀態。在信息社會,人的主體性不再是口語時代的信息匱乏可以比擬的。那麼,在信息接受和處理的日常生活當中,主體性不是變弱了,而是變強了。換句話說,這種後結構主義社會的到來並不像很多人預判的那樣,是主體的失落,恰恰相反,是主體意識的加強。就像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當中的那個十分重要卻往往被人忽略的副標題——論人的延伸,人在技術當中自我延伸,而非倒退。

然而,就像我們反對一個純粹觀念的世界一樣,我們也不應當完全重視口語式表達,把它錯當成絕對的情境。或許,正因為口語有了脫離情境的可能性,我們才應該關注這個口語行動當中的觀念。因為行動或許已經不是行動,然而行動的觀念卻在行動。而且,觀念總在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