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征

我最近在聽瓦格納，間或看了尼采寫的那本《瓦格納事件》。在這本書裏，尼采痛批瓦格納將音樂庸俗化為一個故事。而更令尼采感到悲哀的是，瓦格納的這種嘗試居然影響了整個歐洲交響音樂的業態，令音樂離開了它本身應有的感性主義，整個地被各種繁瑣的劇情包圍了。

以往我們期盼在音樂當中追求的那種自然流露，在瓦格納之後全成了奢望。儘管舞台上依然會展現想像力和神話，但它們其實全部都淪為一種偽裝。在它們的身體裏，有壓抑不住的劇情感。無論是音樂還是情節，統統在瓦格納的作品當中變成了感化院裏的道具，用來感召人，使他們回歸到傳統當中去。

這是尼采和瓦格納的終極分歧。他們的嫌隙顯然早就存在了，不過直到尼采的這部旗幟鮮明的作品出版以後，兩人之間的關係才真正為人所知。然而，這個批評並沒有成為一場論戰，瓦格納對尼采寄來的這本書不置可否，過不多久，他便去世了。所以，我們也無法看到瓦格納的合理性。

然而尼采對於瓦格納的批評並不是一個私怨，它代表了一部分人對於故事性的排斥。因為，故事會讓人落入情境，而情境當中的諸般無奈和難以克服的障礙並無關於解決問題，它只是在挑戰原則和一貫性，這是庸俗至極的。所以，哲學家向來看起來有些清冷和拘謹，甚至不太善於言辭。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已經將一切都精神化了。當他們在談論一種精神而不是一個事物的時候，他們注重的是如何融會貫通，而非設置障礙（事件）。倘若遇到了一種障礙是無法逾越的，這個障礙就隨即被他看成是終極障礙。所以，只有終極障礙是值得尊重的。我們會發現，善於思考的哲學家有時十分偏激，他會為一件小事，而非一件大事火冒三丈。實際上，他衡量一個事物的標準不在於事實大小，而在於此事是否觸犯了他認為的那個無法逾越過去的終極障礙。就像蘇格拉底的死亡，更像是他的自我選擇。當有人表達出要營救他的意圖時，他立刻就拒絕了。因為他認為批評就是針對自己所知之物的批評，而所知之物之所以可以被批評，是因為我們對它知之甚深。如果離開，不在其之中，對事物的探究也就宣告停止，就沒有權利再對其進行批評。因此，留在此處而反對它，正是一種辯證法。所以，是這種辯證法意識害死了蘇格拉底。但在一般人看來，慷慨赴死總是難以理解的。

尼采所反對的故事性，就是出於精神性對物質性障礙的本能反感。這就好比說我們都討厭極度追求物質的人，覺得此人俗氣。尼采覺得瓦格納在音樂當中追求故事性這件事實際上是對物質性的妥協，因而也是俗氣的。因其俗氣地看中了物的不可逆轉的力量，所以又是悲觀主義的，這就代表了某種頹廢。所以，無論我們的故事有多精彩，講述者多麼會添油加醋，誇大其詞，令情節跌宕起伏，險象環生，但實際上，它不符合化繁為簡的精神追求。

可觀眾偏偏對故事性又十分鍾意，從來不去想這樣的世俗化最終會給他的生活蒙上何種程度上的陰影。因為情節翻轉會自然強化困境，並引發對命運的恐懼。這種宿命論歸根結底讓我們變得不再追求情操，也不再相信理想或信念之類的美德。就只一味沉迷於故事營造的幻覺，令其替代了我們的人生。這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