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先分享三組數據。一，福布斯2021年全球富豪榜，23名香港人或家族晉身全球500大，身家由50多億到300多億美元不等。二，花旗銀行「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去年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士，破紀錄地增至51.5萬人，推算平均每12人便有一名千萬富翁。三，香港失業率升至7.2%，失業人數高達26.2萬人，創2004年以來最高。

在長期推崇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香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M型社會」的危機被推上風口浪尖。筆者認為，當局是時候警惕重視，改革經濟結構，扭轉現狀。

香港需扭轉「M型社會」現狀

傳統社會結構一般是「倒U型」，即中產階級佔中間大多數，兩邊佔比較少的是基層及富裕人士。但隨着生活成本上漲，部分中產階級生活水平持續下降，跌至基層階級，一些人則逆流而上，躋身富裕階級。中產階級快速縮減，折線圖呈現中間凹陷的M型，被稱為「M型社會」。香港當今面臨的，正是「M型社會」的危機。

筆者認為，當局急需進行「介入式」經濟政策，推動具可持續性質的支援政策，紓緩基層在住房、醫療、養老、青年向上流動等方面的壓力，並透過結構性經濟改革，扭轉「M型社會」。

短期措施僅解決燃眉之急

香港回歸後，曾經歷兩次龐大金融危機，令人意識到，系統性經濟危機和現存體制癥結早已存在。儘管香港扶貧委員會2012年重新設立並推出大量措施，但大部分都屬於短期津貼類型，現有的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關愛共享計劃等扶貧措施，也多屬臨時性質，雖有助基層解決燃眉之急，但長遠無助受眾真正脫貧。

持續超過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香港很多固有的挑戰和問題浮現。筆者認為，現有的各類紓困回穩措施仍有存續需要，但當局更應把握契機，在完善選舉制度後，大刀闊斧調整並改革現有的經濟結構。

須有中長期策略性經濟規劃

當前香港，資本流通集中，對財團傾斜，容易造成既得利益結構壟斷，基層及勞工階級利益受壓，是造就「M型社會」的不公根本。要改變現狀，必須找回經濟平衡，重整中長期策略性的經濟規劃。

例如，香港四大產業中，金融和地產獨大，經濟及產業結構過分單一化，金融市場不斷膨脹，投機性資本及地產領域壟斷，財富嚴重不均。另一方面，以低增值為主的服務業，如旅遊、貿易與物流、零售等行業，在疫情下受到嚴峻衝擊，加上住房和生活成本飆升，社會流動不足，令貧富鴻溝進一步擴大。

筆者認為，舊有經濟模式已經不合時宜，當局在為基層群眾加設社會安全網措施的同時，應調整長遠產業政策，支持和發揮低增值行業可持續發展的能量，並深化發展高增值知識及創新驅動式經濟，如文創、創科、環保與醫療等產業，輔以再工業化，提升相關行業的就業。

近年香港社會撕裂，市民政見立場和社會經濟結構均呈「M型」態勢。當社會失衡時，當局不能再抱有「小政府」心態，而應主動革新，重構公平健全的社會生態。完善選舉制度後，如何聚焦經濟民生發展，能否修補社會撕裂，扭轉「M型社會」的危機，考驗着當局的智慧、魄力和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