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煒光

執筆之時，剛開始看李開元教授有關秦始皇的書。忽發奇想，除非香港法官自比「千古一帝，暴虐聞名」的始皇，否則港人為何沒有權利批評法官？

不信？且看2019年9月23日洗國林師傅如何說：「究竟市民可否批評法官的判決？早於一九六八年，英國的法學一代宗師大法官丹寧勳爵Lord Denning在Re Commissioner of Police的案件上已經清楚指出，『我們永遠不會利用藐視法庭的司法權，來維護我們自己的莊嚴，亦不會以此來壓制批評我們的聲音。我們無懼批評，亦不抗拒批評，因為這涉及更重要的原則；就是言論自由。每一個人都有權對法官作出評論，甚至出位的評論』。這判詞已經被英聯邦國家廣泛引用成為一個指導性判詞。」當然，動輒以「藐視法庭」來威嚇愛國愛港人士的大律師公會，早便忘記了Lord Denning的教誨。

筆者在今年6月26日也曾直接批評公會：「香港大律師公會貌似專業團體，實質上是對我國有強烈不信任的政治團體。由2003年的反『基本法23條』開始，該會不斷假『公義』之名，洗香港人腦，以其專業形象誤導港人。但港人尤其中產者因為大律師費用高昂而無法享用基本法第35條的訴訟權利，大律師公會卻從來不提；因為收取天價費用的正正是大律師自己。一個不斷『殘民以自肥』的極端保護主義行業組織，卻經常站出來說『捍衛公義』，令人作嘔﹗」

當時筆者是以維護國安法即將出台而評論公會，筆者說：「戴啟思主席，你與其為一般香港市民都不會觸犯的國安案件呱呱叫，不如切實地考慮如何降低收費門檻，與及開放市場，讓全球實施普通法地區的大律師也可以來香港執業，讓香港中產者也能享用基本法的訴訟權利，這才是真正的公義。」

今天筆者被公會不點名批評及以「藐視法庭」作威嚇，同樣是因為愛護國家使然。對於周家明法官以人權法高於一切來否定警察不展露編號，筆者是可忍孰不可忍。首先每個警員用「行動代號」，不代表市民有投訴時，警方管理層找不到具體警察來問責。但用「行動代號」來取代警員編號，卻可以保護警員不被「起底」。可以說，「行動代號」是平衡了「保護警察私隱」和「保障市民投訴」兩方需要。然而周官對此視而不見，並把《人權法》無限拔高至犧牲「保護警察不被起底」，這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止暴制亂的要求。既然法官是基本法104條所規定必須宣誓的公職人員，特首當然可以呈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不協助止暴制亂，把人權法無限拔高的法官，依法即時取消資格。這一切都有法可依，有據可從。

筆者再來抄一段，看看今年9月3日法律界殿堂級人士烈顯倫如何評論香港法官的判決：「也許最令人驚詫的例子是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去年11月判決的《禁蒙面法》案。他們全面宣稱《緊急情况規例條例》牴觸了1997年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憲制秩序」。上述法院對「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解遲鈍得令人瞠目結舌。在效果上，這些法官通過決定香港的憲制秩序應該如何，而把自己抬高到了全國人大的位置，由此自我賦權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難怪這個判決立即引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激烈批評。」而烈官文中的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其中一位正是周家明法官。根據烈顯倫的論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激烈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有足夠理據依法即時取消周官資格。唯一欠的是：特首林鄭月娥的呈請﹗

大律師公會的「譴責」聲明用上「痛心」兩字，來而不往非禮也。筆者也對一個盤踞香港法律界多年的組織卻不以「愛國」為核心價值，反而專以針對國家為要務，個別領導層更曾貶斥國家實行法治為「紅番學用刀叉」，感到「痛心」。請大律師公會看看英國的同業會否以針對英國根本政體為己任？美國的大法官履新宣誓時為何要承諾「對付美國憲法的海內外敵人」？因為英美以其實踐告訴全球同行，一切法律公義都必須以「愛國」為基礎。不知英美同行這樣做，又是否算「藐視法庭」呢？不過，若戴啟思主席真的敢公開質疑英美同行，相信他們會借用郭榮鏗大狀兼「前議員」的名句：「慳D喇﹗」

（作者為前香港特區政府新聞統籌專員）